崇祯十一年四月初的北京城，杨柳刚吐新芽，但朝堂上的气氛却比寒冬更冷。
兵科都给事中姚思孝的奏疏在朝中引起轩然大波。这位以敢言着称的言官，提出了一个敏感至极的建议：与关外女真“开市抚赏”。
“……开市抚赏，目前驭虏一大机。”乾清宫里，崇祯低声念着奏疏上的字句，“但不即轻给，稍示郑重，彼遂其欲，吾亦济其事，何损威失礼之有？”
他放下奏疏，环顾四周，目光扫过侍立的内阁辅臣：“诸卿以为如何？”
首辅薛国观垂首不语。他刚上台，位置还没坐稳，不想碰这个烫手山芋。
次辅杨嗣昌却出列了。这位兵部尚书出身的内阁大臣，素以知兵自诩，此刻声音沉稳：“陛下，姚思孝所奏，实是老成谋国之言。”
崇祯挑眉：“哦？杨阁老详细说说。”
杨嗣昌从容道：“臣查国朝旧例，先朝封贡抚赏，名甚尊，礼甚正。永乐年间，成祖皇帝封瓦剌马哈木为顺宁王，开互市，保北疆数十年安宁。此乃‘乐天者保天下’之智，孟子所称道者。”
他顿了顿，见皇帝听得认真，继续道：“今又一时也。去岁清军入塞，虽掠我州县，但今春已退。皇太极新称帝，国号初立，内部未稳，正是我朝羁縻之机。若此时许以互市，给以抚赏，可暂缓其南下之念，为我朝剿寇赢取时间。”
这番话说得冠冕堂皇，但殿内众臣都听出了潜台词：打不过，只能买平安。
崇祯沉默良久。作为皇帝，他何尝不知与“虏”议和是屈辱？但现实是：辽东防线年年吃败仗，九边军饷拖欠半年，中原流寇越剿越多。两线作战，大明撑不住了。
“杨先生的意思是……”崇祯缓缓道。
“臣已密询蓟辽总督洪承畴、宣大总督卢象升等边臣。”杨嗣昌奏道，“诸臣皆言：若能以市赏暂安东虏，专力剿寇，待中原平定，再图辽东，方为万全之策。”
他最后加了一句关键的话：“此事不必明诏，可由边臣私下与虏接触，成则朝廷默许，败则推诿边将，不致损及天威。”
这话说得赤裸：让边将去谈，成了是朝廷的功劳，败了是边将自作主张。
崇祯闭上眼睛。他想起清军入塞，破长城，掠畿辅，兵锋直抵北京城下。那时候的恐惧，记忆犹新。
“准奏。”他终于开口，“此事……交由兵部与边臣相机行事。但要记住——”他睁开眼睛，目光锐利，“市赏可给，名分不能让。大明皇帝，绝不可与‘清国’皇帝平起平坐。”
“臣明白。”杨嗣昌躬身。
退朝后，杨嗣昌回到兵部衙门，立刻召来心腹：“拟密札，分送洪承畴、卢象升：圣意已准，可遣人与东虏接触。条件：开关互市，年给抚赏银三十万两，绢帛五万匹。底线：不得称臣，不得用‘清国’国号，只以‘羁縻’为名。”
“那……虏人若坚持要朝廷正式册封？”
杨嗣昌冷笑：“那就谈不成。谈不成也好——至少向天下表明，朝廷没有议和。”
心腹明白了：这就是政治。表面一套，暗里一套；成不成不重要，重要的是该有的姿态一定要摆出来！
这个消息很快传到关外。
盛京皇宫里，皇太极看着明朝边将送来的密信，笑了。
“三十万两？五万匹绢？”他问范文程，“范先生，你怎么看？”
范文程沉吟道：“皇上，明朝这是缓兵之计。他们想用这点钱粮，换几年时间剿寇。待中原平定，必会翻脸。”
“朕知道。”皇太极点头，“但……朕也需要时间。”
他站起来，走到地图前：“这两年，虽有所获，但八旗因豪格轻敌导致河套地区伤亡亦重，需休整。朝鲜刚平定，蒙古各部还在摇摆。而且……”
他指着山海关，“关宁防线，依然坚固。强攻，代价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