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医者观察，需要大量实践。”
“实践有的是。”李健立即决定，“拨款三千两，建立‘兽医坊’。刘大夫任坊主，选拔三十名学徒，专攻兽医学。马场的病马，全归你们治；治好了算功劳，治死了算经验。”
兽医坊的建立，开启了河套畜牧业的新篇章。刘大夫带领学徒，白天治病，晚上授课。他们将传统医术与现代观察结合，创造了许多新疗法：
用艾灸治疗马匹寒痹，在特定穴位施灸，效果显着；
用蒲公英、金银花熬制消炎汤，处理伤口感染，比单纯的草药敷贴更有效；
甚至尝试用“种痘法”预防马瘟——虽然原理不明，但确实降低了发病率。
更难得的是，刘大夫不藏私。他将《新编马经》刻版印刷，发给每个骑兵百户、每个屯垦点。书中用通俗语言讲解常见病防治，配有简单插图，即使不识字的马夫也能看懂。
到三月底，效果显现：战马死亡率从过去的三成降至一成五；治愈率从不足四成提升到七成。而且这套兽医体系很快扩展到其他牲畜——耕牛的腹胀、羊的疥癣、猪的发热，都有了系统的诊疗方法。
四月春耕时，一个屯垦点的耕牛突发急病，眼看要耽误农时。兽医坊学徒连夜赶到，诊断是“百叶干”（牛瓣胃阻塞），用油剂灌服配合按摩，竟将牛救了回来。老农跪地磕头：“牛是俺的命啊！谢谢大夫，谢谢都督！”
消息传开，百姓对都督府的信任更深了。他们发现，这个新政权不仅管打仗、管种地，连牲口生病都管。这在历朝历代，都是闻所未闻的。
李健在巡视兽医坊时说：“马是军之足，牛是农之本。医好一匹马，就多一个骑兵；救活一头牛，就多收十石粮。兽医之事，关乎军国大计，不可轻视。”
这话被刻成匾额，挂在兽医坊正堂。刘大夫抚着匾额，老泪纵横：“老朽行医四十年，今日方知何为‘医者仁心’。”
三月中旬，河套迎来了两位贵客。
当宋应星和毕懋康的马车驶入新家峁堡时，他们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整齐的街道，洁净的市集，忙碌但有序的人群，还有远处校场上震天的操练声。这哪里是想象中的塞外边城？分明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新兴城镇。
更让他们惊讶的是迎接阵容：李健亲自在都督府前迎接，身后站着顾炎武、黄宗羲、方以智等名士——这些人，宋应星在文会上见过，毕懋康在朝堂上认得。
“宋先生、毕先生，远道而来，辛苦了。”李健拱手行礼，没有武将的粗豪，倒有文士的儒雅。
当夜，都督府设宴接风。没有山珍海味，但有新鲜的羊肉、新酿的马奶酒、新磨的面饼。席间不谈风月，只论实学。
“宋先生的《天工开物》，李某拜读再三。”李健敬酒道，“‘卷分乃粒、乃服、彰施、粹精、作咸、甘嗜、陶埏、冶铸、舟车、锤锻、燔石、膏液、杀青、五金、佳兵、丹青、曲蘖、珠玉’十八卷，上穷天文，下究地理，中通人事，实乃千古奇书。”
宋应星心中一震。他的书稿从未正式刊印，只在友人间传阅。这位李都督竟能说出十八卷的篇目，显然是真读过。
“只是，”李健话锋一转，“书中所述多为传统工艺。李某有些新的想法，想与先生探讨。”
他让方以智取来几份图纸：一张是改良的水力纺车，利用齿轮传动，效率提升三倍；一张是焦炭炼铁法，用煤干馏成焦炭，替代木炭，可大幅降低铁料成本；还有一张是深井采盐图，用竹管连通地下卤水，用活塞提取。
宋应星看得眼睛发直。这些设想，有些他想到过但未深究，有些闻所未闻但原理可行。
“毕先生的《军器图说》更让李某佩服。”李健转向毕懋康，“特别是‘自生火铳’的燧发机构，比欧洲的燧发枪更精巧。只是……”
他取出一支河套自制的线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