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约八千八百只。估价每只一两五钱，共一万三千二百两。
二、军械类：
皮甲、棉甲等：四千一百余副。估价每副二两五钱，共约一万零二百五十两。
各类弓弩：两千一百张。估价每张三两，共六千三百两。
箭矢：约十二万支。估价每百支一两，共一千二百两。
刀、矛、骨朵等长短兵器：无算，暂估一万两。
三、财货类：
金银器皿、首饰、货币：折银三万二千两。
四、物资类：
粮草（粟、豆、草料）：约十五万斤。估价每百斤二两，共三千两。
毛皮、药材、盐茶杂物：暂估五千两。
以上各项总计估值：约二十五万三千！”
念毕，布告墙前先是一片死寂，随即爆发出比先前更热烈十倍的喧哗！
“二十五万两？！老天爷！”
“够咱们一百多万人吃用多久？”
“分！赶紧分！当兵的打生打死，该得！”
“咱们后方出人出粮的，也该有份吧？”
群情激昂，议论纷纷。如何分？分给谁？按什么比例？这成了摆在议政司面前最棘手的难题。
李健召集了扩大会议。与会者不仅包括议政司全体官员、各军主要将领，还特意邀请了九大定居点的里正代表、各主要行业（工、农、商、匠）的代表，以及十名由各营推选出来的、涵盖了军官、老兵、新兵、立功者的士兵代表。
王大锤因为作战勇敢、识得些字，且在此前的“代表”经历中表现沉稳，再次被推选出席。这一次，他坐在了靠中间一些的位置，虽然依旧紧张，但腰板挺得更直了。
会议由钱小满首先汇报清单及初步分配原则：“依照战前颁布的《新家峁战时缴获管理条例》，原则上，战场缴获之三成，归直接参战部队按功分配；七成上缴公中，用于抚恤、奖励、公共建设及储备。若按此例，此次应划归军队分配之价值，约为七万六千零四十七两。”
堂下响起一片吸气声。七万多两！这仍然是个天文数字。
“然则，”钱小满话锋一转，面露难色，“此七万余两，需由五万三千余名参战将士分享，且绝非平均分配。需按阵亡、伤残、立功、普通参战等不同情形，细分等级，差额巨大。此外，公中所占七成，用途亦极为浩繁：阵亡将士抚恤、伤残将士安置与赡养、立功将士额外奖赏、赎回同胞之初步安置、此战损耗补充、军备扩充等等，皆需从此支出，恐仍捉襟见肘。”
黄宗羲接过话头，提出核心建议：“为求公允并便于操作，老夫建议，此次分配，不直接分发实物或银钱，而统一折算为‘工分’。此‘工分’非往日劳作所得，乃‘战功工分’，专为此次战功评定及奖赏所设。具体而言：先根据清单，确定每类物资对应之工分值。譬如，一匹完好战马，值两千工分；一头牛，值五百工分。然后，根据每个将士的实际情况——是否阵亡、伤残等级、所立军功大小、参战时间长短——评定其应得之战功工分总数。将士及其家属凭此工分凭证，可至指定场所，自由兑换所需之实物（马、牛、羊、布匹、工具等）或折算为银钱，亦可选择将工分存入‘公中信柜’，获取微息，以备将来之需。”
这一方案兼顾了灵活性与公平性，获得了大多数人的赞同。但紧接着，更关键的争议出现了：工分与实物如何具体折算？各类人员的工分基数如何确定？尤其是阵亡和伤残将士的抚恤标准，成为争论的焦点。
算盘声噼啪作响，争论声此起彼伏。有人主张重赏立功者，有人强调必须厚恤阵亡者。关于一匹战马到底值一千五百还是两千工分，一头牛是三百还是五百，都能争上半个时辰。
王大锤竖起耳朵，仔细听着关于自己这类“有功新兵”的评定标准草案。按初步方案：
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