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还挤着不少旁听的村民。李健站在讲台前，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清晰入耳：
“我记得有个流民跟我说过，那是崇祯四年的冬天，雪下了三尺厚。他从山西逃难过来，路上看到的是什么？是冻僵的尸体，是啃树皮的饥民，是易子而食的惨剧。就在想：等死，还是拼命？”
台下鸦雀无声。
“最后大家说，拼吧，反正都是死。于是他们挖草根、扒树皮，活过了那个冬天。开春后，雪化了，我们看到这片荒地。有人说，种地吧，虽然不知道能不能活到收获。于是他们来了咱们这边开荒，第一年种了五十亩，收了八十石粮。虽然不够吃，但看到了希望——原来这片土地，能长出粮食，能养活人。开荒、种地就如此周而复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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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员悄悄抹眼泪。他们大多来自贫苦地区，有过类似的经历。
“后来人越来越多，地越开越多。我们定了规矩：所有开垦的土地归集体所有，按劳分配；所有重大决策大家商量；所有孩子必须上学；所有争端由农会调解……有人说我们这是‘无法无天’，但我说：活命就是最大的法，温饱就是最大的天！”
掌声响起，起初零星，随后汇成一片。
李健抬手示意安静，继续道：“这些规矩，不是我想出来的，是大家伙儿一起摸索出来的。因为我们明白一个道理：一个人活不成，一群人才能活；只顾自己活不成，大家都活才能活。这就是最简单的道理。”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全场：“今天你们来这里学习，学的不只是怎么种地，怎么管村，更要学这个道理——百姓要活下去，要靠自己，要靠团结。朝廷再好，离得远；官府再贤，顾不全。最终能救自己的，只有自己。”
这话说得很直白，几乎触及了“自治”的核心。但在“模范村治讲习所”的招牌下，在“学习先进经验”的名义下，又显得合情合理。
课后，学员们围住李健，问个不停。
一个来自清涧的年轻农人问：“李大人，我们村也有几十户流民，能送来新家峁吗？”
“只要愿意劳动，遵守规矩，都欢迎。”李健答。
一个米脂的小吏问：“我们那儿豪强占田，百姓无地可种，怎么办？”
“组织起来，集体开荒。荒地无主，谁开归谁。这是《大明律》允许的。”李健给出了法律依据。
一个绥德的童生问得更深：“官府加税太狠，今年又要加征‘剿饷’，百姓实在活不下去了，有什么办法？”
这个问题最敏感。李健沉吟片刻，缓缓道：“朝廷加税，是为剿寇安民，大义所在。但若百姓确实困苦，可与官府协商，陈明实情。而我们的做法是：该纳的税，一文不少；但会组织生产，提高产量，让百姓纳了税还能有余粮。这叫‘开源节流’。”
他最后总结：“各地情况不同，要因地制宜。但最重要的，是要对得起良心，对得起百姓。咱们要过好日子，咱们更要好好的活着。未来很精彩，世界很精彩。而咱们当官、管事的，不就是为百姓谋条更好的活路吗？”
三个月学习期，这批学员白天学技术，晚上听故事，潜移默化中接受了一大部分理念。结业时，许多人依依不舍，有的甚至要求留下。
李健一一送别，临行前对每人说同样的话：“回去后，莫要照搬做法，要结合本地实际，因地制宜，要走进老百姓家里，了解他们的需求。一定要走可持续发展，坚持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路。如果遇到困难，可以写信来。记住，天下百姓是一家，互相帮扶，才能共渡难关。”
八十多名学员，像八十颗种子，撒向陕西大地。他们带回去的不仅是农技和管理方法，更是一种全新的可能：原来，不靠官府强力推行，不靠豪强施舍，百姓自己组织起来，也能闯出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