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崇祯七年的时候，尤记得秋老虎的余威尚在，新家峁联合议事堂内却弥漫着寒意。长桌上摊开的十多份报告，像一道道血淋淋的伤口，揭示着新区治理的困境。
钱小满的手指在《新区税收汇总》上颤抖：“柳林镇税收完成八成，但往西到黑山镇，只有四成；往北到青石堡，不足三成。理由？”他冷笑，“黑山镇报‘夏汛毁田三百亩’，我亲自去看，就山沟里冲了几亩坡地。青石堡说‘土匪劫粮’，可那里的土匪三个月前就被剿了！”
王石头的脸色更难看。他翻开《新作物推广进度表》：“让种玉米、红薯，种子发了，技术员派了，结果呢？有些地方把种子磨了面吃，继续种他们的老谷子。问为什么？‘老祖宗吃这个，咱们也吃这个’！”
李定国的报告最触目惊心。《缓冲区武装整编实况》记载：“……三河寨报‘精壮三百’，实到一百二十，余皆老弱；狼牙堡承诺‘全力配合训练’，派来三十人，二十个是寨里的懒汉、病号；最可气是白石沟，当面答应整编，背后对寨民说：‘新家峁的官儿待不长，糊弄过去就成’。”
苏婉儿作为教育代表列席，也带来了令人忧心的消息：“女子学堂在缓冲区几乎推不动。黑山镇一个乡绅公开说：‘女子识字，伤风败俗’。咱们派去的女先生，连住处都找不到。”
长桌尽头，李健静听着，手指在扶手上轻轻敲击。这些报告他早已看过，但此刻亲耳听到各部门负责人的愤懑，更能感受到问题的严峻。
“孙主簿，”李健忽然看向那位延安府派来的协理官，“您久在官场，依您看，问题出在哪里？”
孙主簿正端着茶盏做沉思状，闻言放下茶盏，捋须道：“李盟主，此乃历朝历代通病。所谓‘皇权不下县’，朝廷政令到了州县，再往下……”他摇头，“靠的是胥吏、乡绅、宗族。若这些人不配合，再好的政令也是空文。”
这话虽刺耳，却是实情。新家峁能打下一片天地，能制定一套新法，但在执行层面，却卡在了“最后一里路”。
“所以，”李健缓缓起身，走到那幅巨大的新区地图前，“咱们缺的不是战略，不是政策，是——”他的手在地图上的各个管理处位置点过，“把这些点连成线、铺成面的人。缺一支可靠的中层管理队伍。”
他转身，目光扫过众人：“高层有我们定方向，基层有百姓盼好日子，中间这层——各管理处的处长、科长、办事员——是承上启下的脊梁。脊梁不硬，身子就直不起来。”
几乎在新家峁为中层管理焦头烂额的同时，紫禁城武英殿的侧阁里，一场关于“吏治”的密谈正在进行。
崇祯皇帝难得没有批阅奏章，而是听着这位五省总督刚刚完成对河南、陕西部分州县的巡视，带回了令人沮丧的消息。
“……州县官员，或庸碌无为，或贪墨成风。朝廷政令，出省打七折，出府打五折，到县只剩三成。更有甚者，胥吏上下其手，乡绅把持地方，百姓苦不堪言。”杨嗣昌的声音透过密奏的誊抄文字，依然能听出沉重，“臣观新家峁之治，其所以能安辑流民、垦荒兴工，关键在‘令行禁止’。而其能令行禁止，似有一套不同于朝廷的用人治吏之法……”
崇祯的指尖在奏折上划过，停在了“用人治吏”四个字上。
“王承恩，”皇帝忽然开口，“陕北新家峁那边，最近有什么动静？”
大太监躬身：“回皇爷，陕西按察使司报：新家峁正在大张旗鼓‘招考办事员’，不论出身，只考实务。报名者众，连一些落第秀才、落魄胥吏都去了。”
“考实务？”崇祯眯起眼，“考什么？”
“算术、公文、断案……据说还考种地、做工的常识。”
皇帝沉默了。他想起自己即位之初，也曾想整顿吏治，裁撤庸官，任用干才。但很快就陷入党争泥潭，举步维艰。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