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盟主，我能白天教书，晚上去民兵队训练吗？郑叔说我天生是当兵的料，我想学兵法，学打仗。”
李健笑了。这孩子，志向不小。“可以，文武双全更好。但记住，当老师要耐心，但不能把学生当兵练，但最基本的身体素质也可以适当训练，毕竟乱世就在眼前，多一份实力，多一份希望”
“我明白！” 李定国回答的铿锵有力。
于是乎，教师队伍扩充到了十人：吴先生任校长，王秀才、赵夫子、孙账房、周郎中、钱书生，加上李定国和另外四个年轻人。虽然教学经验不足，虽然师资水准也不咋滴。但热情高涨——毕竟，这是乱世中难得的稳定工作，还能实现“传道授业”的理想。
开学那天，学堂院子里像开了锅。三百多个孩子，高的矮的胖的瘦的，穿新衣的穿补丁的，挤得水泄不通。家长们站在外围，伸长脖子往里看，脸上有骄傲，有期待，也有担忧——担忧孩子学不好，白费了粮食。
吴先生站在台阶上，拿着铁皮喇叭（李大嘴最新发明）喊：“安静！安静！按年龄排队！七到九岁的站左边，十到十二岁的站中间，十三岁以上的站右边！”
孩子们乱哄哄地分了三堆。点完名，吴先生头大了：七到九岁的一百二十人，十到十二岁的一百五十人，十三岁以上的三十人。这怎么教？一个先生管一百个孩子？那不得累死？
分班容易，教学难。更大的问题是教材——只有五十本《三字经》，三十本《千字文》，还是不同版本的，有的字都不一样。很多孩子得共用一本，你扯过来我扯过去，没几天就得散架。
“得编新教材。”晚上，吴先生抱着仅存的几本完整书去找李健，愁眉苦脸，“《三字经》讲的是‘人之初，性本善’，‘昔孟母，择邻处’，好是好，但对农家孩子来说，不够实用。他们学了‘孟母三迁’，可咱们新家峁就这一块地方，往哪儿迁？”
李健正在看苏婉儿新做的《联盟收支预算》，闻言抬头：“吴先生说得对。咱们要编实用教材，教孩子们用得上的东西。”
“要编什么样的？”
“要实用。”李健放下账本，走到墙边挂着的新家峁地图前，“教识字，就从日常用字教起：粮食、农具、天气、疾病。教算术，就从丈量土地、计算产量、分配粮食教起。还要教卫生常识——为什么喝开水，为什么勤洗手；农技知识——什么时候播种，怎么施肥；安全常识——防火、防匪、防骗；道德规范——团结互助，勤劳诚实，爱护公物。对了，还要加一点简单的律法——咱们联盟的规章制度，用孩子能懂的话写出来。”
吴先生眼睛亮了：“这个思路好！李盟主，您来定框架，我来执笔！”
“我帮你。”李健说，“把李定国他们也叫上，年轻人脑子活，想法新。”
于是，新家峁第一套实用教材编写委员会成立了。李健任总顾问，吴先生主编，李定国、钱书生等年轻教师为编委，连苏婉儿都参与了——她负责算术部分，说“要跟实际账目结合”。
编写过程比想象中热闹。一群人在议事堂里吵翻了天。
王秀才坚持要加《论语》选段：“不学《论语》，何以明理？‘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话多好！”
李定国反对，他嗓门大：“农家孩子，学《论语》有什么用？学了‘学而时习之’，就能多打粮食？不如学怎么算账：一亩地产多少麦子，交多少税，剩多少口粮。不如学怎么种地：深耕浅种，施肥除草。”
钱书生弱弱地说：“可……可圣贤书总是要学的，不然怎么明事理……”
孙账房拨着算盘插话：“我觉着，算术最实用。我当年在粮店，见过太多人因为不会算账被坑。一斤麦子掺二两沙子，你算不出来，就得吃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