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健找到一个稍高的土坡，登上去眺望。没有电线杆，没有信号塔，没有任何现代文明的痕迹。只有连绵的黄土丘陵，像巨大的、贫瘠的坟墓。远处有炊烟升起——不是工厂烟囱，是真的、用柴火烧出来的、细弱的炊烟。风吹过，带来远处的声音：不是汽车鸣笛，不是手机铃声，而是——孩子的哭声，女人的啜泣，和某种牲畜有气无力的哀鸣。“完了。”李健一屁股坐在地上，“真穿了。”
而且穿到了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时间和地点之一：明末的陕北。
李健是陕西人，会说方言。但明末的陕北话和现代还是有区别。那个剥树皮的男人交流：
“大哥，这儿是哪个村？”
男人：“王家峁。”（发音像是“王姐猫”
“离延安府多远？”
男人抬头，用看傻子的眼神看他：“百八十里咧。你去？”
“我……”李健语塞。男人继续剥树皮，自言自语：“去啥去，府城里也没粮。官仓早空了，老鼠都饿跑咧。”
李健蹲下来，从背包里摸出半块压缩饼干——包装纸已经破了，他用手指掰了一小块，递给男人。男人的眼睛瞬间亮了。
那不是普通的“看到食物”的眼神，而是濒死之人看到救命稻草的眼神。他颤抖着接过，没有立刻吃，而是先闻，再舔，最后才小心翼翼地咬了一小口。然后他哭了。没有声音的哭，就是眼泪从干涸的眼眶里涌出来，在脏脸上冲出两道沟。“这……这是啥？”他哽咽着问。
“饼干。”李健说，“压缩饼干，顶饿。”
“饼……干？”男人重复这个陌生的词，“甜的？咸的？咋这么实沉？”
“就是……干粮。”李健不知道怎么解释食品工业。男人把剩下的那点饼干渣小心地包在一片大树叶里，塞进怀里。“留给娃。”他说。
李健心里一酸。“你孩子多大？”
“五岁。还有个三岁的。”男人顿了顿，“婆姨去年饿死了。”
沉默。黄土高原的风呼啸而过，卷起沙尘，打在脸上生疼。
那个男人叫王石头——是的，跟王家沟的老支书同名。这让李健恍惚了一下。
“你是干啥的？”王石头问，“看你衣裳怪模怪样，口音也怪。”
李健大脑飞速运转。说自己是扶贫干部？不行，解释不清。说自己是商人？看这落魄样也不像。说自己是书生？手无缚鸡之力，在这乱世死得更快。
最后他决定用半个实话：“我是……逃难的。家里遭了灾，一路往北走。”
“往北？”王石头眼睛睁大，“北边更荒！蒙古人还时不时来抢。你往北干啥？”
“我……”李健语塞，“我听说那边有……有活路。”
王石头摇摇头：“这世道，哪还有活路。”
他继续剥树皮，手法熟练得让人心疼。李健看着他瘦骨嶙峋的背影，那个熟悉的冲动又上来了——他想做点什么。
就像在王家沟，看到贫困户家里漏雨，他就想修屋顶；看到孩子没学上，他就想办夜校。
现在，他看到一个活生生的人，在崇祯元年的春天，靠吃树皮维持生命。
“王大哥。”李健开口，“你们村……还有多少人？”
“王家峁？原先三十七户，现在……”王石头顿了顿，“还剩二十二户。饿死的，逃荒的，卖儿卖女的。”
三十七户。这个数字击中李健。王家沟也是三十七户。历史像个残忍的玩笑，在四百年前和四百年后，安排了同样的起点。
“如果……”李健缓缓说，“如果我有办法，让大家不饿死，你信吗？”
王石头转过头，眼神复杂。“后生，你说胡话咧。这年头，能让自己不饿死就是本事。”
“我说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