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掌握着对各类经济实体“定性”和“放行”的大权，带着浓重的计划经济末期的色彩，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情况并不罕见。陈醒知道，这一关，必须他亲自出马。
他选择了独自前往。带上所有准备齐全的文件，以及那份盖着轧钢厂鲜红公章、措辞严谨的《情况说明》，更重要的是，怀揣着李厂长那句“必要时可以打招呼”的底气。接待他的一位姓王的科长，约莫四十多岁，穿着蓝色的中山装，脸色严肃，坐在堆满文件的办公桌后，透着一股长期审批工作养成的审慎和疲惫。
陈醒没有急于递上材料，更没有一上来就提李厂长的关系。他先是礼貌地自我介绍，然后清晰地说明了来意，将一摞整理得井井有条的文件轻轻放在对方面前。
王科长拿起文件，粗略地翻看着，眉头习惯性地蹙起。“‘醒桦服务社’？这个名字……没听说过这种类型啊。你们这算是集体企业？还是合作组织？性质有点模糊。”他抬起眼，目光锐利地扫过陈醒，“而且，涉及到厂内职工和家属，这人事关系怎么算？经营范围和方式，跟现有的供销社、合作社有没有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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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扑面而来。陈醒深吸一口气，神色坦然，语气诚恳而沉稳，开始了他的“陈述”：
“王科长，您问的都非常关键。请允许我向您详细汇报一下我们这个服务社的实际情况和初衷。”他没有被对方的严肃吓倒，反而更加条理清晰。
“首先，我们完全依托于红星轧钢厂，是在厂领导认识到职工家属就业困难和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需求后，支持下进行的内部改革探索。可以理解为‘厂办大集体’的一种新形式，人事关系上，主要还是依托厂里管理，我们负责工作安排和报酬发放。”
“其次，我们的经营范围，主要立足于服务厂内职工和周边社区，做的是拾遗补缺的工作。比如利用厂里的边角料生产一些灯架、收音机外壳，比如搞个小食堂改善伙食，比如开放阅览室。这些，与面向全社会的供销社、国营商店在定位和规模上都有明显区别，不存在冲突，反而是有益的补充。”
“最重要的是，王科长，”陈醒身体微微前倾，目光真诚地看着对方，“我们这是在响应中央‘搞活经济’、‘探索新路’的号召，是在微观层面进行实践。我们自负盈亏，不用国家投资一分钱，还能安置就业，创造税收，方便群众。这难道不正是目前政策鼓励的方向吗？我们所有的活动，都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账目公开透明，接受厂里和街道，当然也包括贵单位在内的多方监督。我们是想在规则的框架内，摸索一条既能解决实际问题，又能为更大范围的改革提供参考的经验。”
他顿了顿，最后才看似不经意地补充了一句：“我们轧钢厂的李厂长，对这件事也非常重视，认为这是我们厂在剥离社会职能、探索厂办集体企业改革方面的一次有益尝试，特意嘱咐我，要把情况向贵单位汇报清楚，争取领导的支持和指导。”
他没有直接要求“关照”，而是将李厂长的关注转化为对“改革尝试”的重视，将工商部门放在了“指导”和“把关”的高度。
王科长静静地听着，手指在《章程》的某一页上轻轻敲击，脸上的严肃渐渐被一种深思所取代。他重新拿起文件，更加仔细地翻阅起来，特别是关于经营范围、管理制度和分配原则的部分。他偶尔会打断陈醒，询问一两个细节，陈醒都对答如流，解释得合情合理。
办公室里安静下来，只有文件翻动的沙沙声。窗外的阳光移动着，在斑驳的地面上投下变化的光影。陈醒的心也微微悬着，他知道，成败就在此一举。
许久，王科长终于放下了文件，他拿起桌上的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