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安置，又从根本上削弱了单个宗亲可能掌握的实质土地与兵力，堪称一举两得。
及至当今天子刘彦登基，这位志向高远、意图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的君王，在神武帝政策的基础上，结合少府赵于渊呕心沥血编纂的《未央典》中关于“强干弱枝”的诸多论述，颁布了更为系统严密的诏命：今后封爵，原则上“封侯不封地”，即便有特例封地，也严格限制其规模与自治权；对有军功政绩者，主要赏赐金银财帛、奴婢宅邸，而非轻易赐予土地人口。这一系列举措，旨在将帝国最根本的生产资料——土地，以及最重要的资源——人口，最大程度地收拢、掌控在中央朝廷的手中。
可以说，神武帝以高超的政治手腕约束了皇室宗亲的潜在威胁，而刘彦则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将约束范围扩大到所有世家大族，将帝王权力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集中的新阶段。
正因如此，在神武帝之后，除了极少数因特殊功勋被特许世袭罔替、保留小型封地的刘氏宗亲（且其权力也受到严格限制），帝国境内绝大多数刘氏宗亲，无论血缘远近、爵位高低，其家族的核心成员和主要活动范围，都被“圈”在了这座规模宏大、设施完善的洛阳城及其周边属地。在这片特殊的区域内，“刘”这个姓氏拥有了压倒性的比例。民间甚至戏言：在洛阳地界，十个人里得有八个姓刘，碰到个不姓刘的，那都属于需要多看两眼的“稀罕物种”。洛阳城的大街小巷、酒肆春楼，戴着各种爵位冠冕的王公贵族们几乎随处可见。王爷、公爵或许还能因其相对稀少而保有几分矜持，而侯爵、伯爵则多如过江之鲫，至于子爵、男爵，平日里若无要事，甚至都不好意思轻易上街溜达，生怕转角遇到个辈分比自己小、血缘比自己疏远，可偏偏爵位却比自己高出一大截的族中子弟，届时不仅自己尴尬，还得按礼制舔着脸给人家行礼问安，平白惹来一肚子闷气与旁人暗中的嗤笑。
这些生来便含着金汤匙、享有帝国最高级别俸禄与特权、大多又无实际军政要职在身、堪称“有钱有闲”到极致的王公贵族们，如同被圈养在精致鸟笼中的金丝雀，扎堆儿聚集在洛阳这座既繁华又某种程度上是“囚笼”的城市里。他们无穷的精力、巨额的财富以及对享乐的无尽追求，自然而然地造就了洛阳远超寻常州郡的、近乎畸形的繁华盛景与奢靡风气。
这些过着“三餐饱足，一觉安眠”神仙日子的王爷侯爷们，整日里最大的“公务”或许就是琢磨如何打发漫长而无聊的时光。于是，畅游洛阳属地内被精心修缮的名山大川，流连于画舫歌台、秦楼楚馆玩弄风月，便成了他们最主要的生活内容。为了满足这些宗室大佬们的享乐需求，洛阳的山山水水被投入巨资保养、修缮、甚至重新“设计”，务必达到“可圈可点”的境界。山，必有清幽雅致的论道亭台、观景楼阁；水，必设精巧的小桥假山、临水轩榭；就连一草一木，也常被修剪出种种“妩媚”形态，以满足贵族们附庸风雅的审美。城内，为了王公贵胄们的车驾通行舒适，主要官道皆铺上了从远处运来的红泥细沙，以防轺车颠簸；那些雕梁画栋、亭台楼阁，每月必有专人不惜工本地刷新漆彩，保持光鲜亮丽；更有甚者，传说全城主街的地砖，竟是用一种产自西域的昂贵缥玉铺就，并且每年更换一次，以彰显无与伦比的豪奢与常新气象……如此穷奢极欲、极尽土木之盛者，放眼整个大汉帝国，除了这刘氏宗亲荟萃的洛阳，恐怕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了！
就连真正的帝国政治心脏——帝都长安，与其相比，在纯粹的奢华享受与生活设施的精致程度上，恐怕都要显得有些“穷酸”和“务实”了。
洛阳作为两京之一，与长安一样，在行政上独立于其所在的许昌郡，实行特殊的直辖管理。长安设京兆尹，位高权重；洛阳则设洛阳令，总揽洛阳军政民政大权，地位同样非同小可。而当前坐在洛阳令这个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