猢狲散，所谓的血缘与忠诚，在权力的阴影下薄如蝉翼。
母亲，那位永远优雅的阿德勒夫人，几乎是一夜白头。
她变卖了所有能变卖的首饰和细软，带着我，开始了在欧亚大陆上的流亡。我们从巴黎到维也纳，再到圣彼得堡，甚至远遁伊斯坦布尔。我们投靠过远房亲戚，寻求过父亲的故交，但得到的往往是闭门羹、敷衍的接济，或是更令人心寒的、暗示我们“消失”的警告。
五年。
整整五年，我们像无根的浮萍，在陌生国度的阴影下辗转。母亲的身体在担惊受怕、舟车劳顿和内心巨大的悲苦中迅速垮掉。她原本丰润的脸颊凹陷下去，咳嗽声夜夜不止。
我们住在廉价的旅馆，吃着粗糙的食物，躲避着可能存在的眼线。
她始终紧紧牵着我的手，仿佛我是她与过去那个美好世界唯一的、脆弱的连接。她教我辨认毒药，教我用银针自卫，告诉我：“艾琳，活下去，无论如何，活下去。真相……总有一天会大白。”
十九岁那年，我们身无分文，母亲的病情也已药石无灵。
她唯一的愿望，是回到伦敦，死在那片生她养她的土地上。
我们像两个幽灵，悄无声息地回到了这座已然陌生的城市。母亲在一个寒冷的冬夜，于东区一间漏风的出租屋里，握着我的手，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她的眼睛没有闭上，望着窗外伦敦灰蒙蒙的天空，里面盛满了未尽的牵挂与不甘。
处理完母亲简陋的丧事，巨大的茫然几乎将我吞噬。
直到我在一份偷偷捡来的旧报纸上，看到了父亲的消息——他将于一年后，被正式判处死刑，罪名是“谋杀与叛国”。
那一刻，五年来压抑的所有恐惧、悲伤、屈辱，瞬间被一股焚尽一切的怒火所取代。
它们在我胸腔里沸腾、咆哮，冲垮了理智的堤坝。
我回到了早已被查封、荒废的阿德勒老宅。
凭借着儿时的记忆，我从一处隐蔽的墙洞里，取出了那柄猎鹰佩剑。它依然冰冷，沉重，仿佛承载着父亲当年的期望。我又找出母亲教我淬毒的那套银针，将它们仔细藏在袖口的特制暗袋里。
行动选在一个没有月亮、风声凄厉的夜晚。
我穿着从当铺买来的不合身的黑色男装，用布条紧紧束起长发，像一只复仇的夜枭，潜向了关押重犯的伦敦塔地牢。凭借着一股不要命的狠劲和母亲传授的、用于自保的阴毒技巧，我解决了五名守卫。
剑锋割开喉咙的感觉温热而粘稠，毒针刺入身体的沉闷声响，这些细节至今仍会在某些夜晚清晰地回放。
当时的我，心中只有一片被仇恨点燃的、白热化的空白。
我找到了关押父亲名下的那间牢房。
铁门虚掩着。我冲进去，里面空无一人，只有潮湿的稻草和腐烂的气味。
墙壁上，用指甲刻划出的、歪歪扭扭的“正义已死”几个字，像是对我最大的嘲讽。
陷阱。
这是一个为我精心准备了五年的陷阱。
警铃大作，脚步声从四面八方涌来。火光映亮了狭窄的通道。我挥舞着佩剑，像一头困兽，凭借着求生的本能和一股不肯就此倒下的倔强，在箭矢和刀剑的缝隙中杀出一条血路。背后中了一箭，左臂被砍伤。
但我终究是逃了出来，带着满身的伤和一颗被彻底冰封的心。
我再次离开了伦敦，像一只受伤的野狼，舔舐着伤口，在欧陆的阴影下流浪了半年。仇恨是支撑我活下去的唯一食粮。我知道，我必须回去，哪怕同归于尽。
第二次返回伦敦时，我比任何时候都要狼狈，也比任何时候都要坚定。然后，就在那条暗巷里，我遇见了弗洛伦斯小姐的杀戮，和你的出现，奥尔菲斯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