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允许他再发动一场像‘填塞法院’那样旷日持久、消耗巨大的政治战争了。”
特纳压低了声音，仿佛在陈述一个即将到来的事实：“他的医生肯定告诉过他，他的时间不多了。他现在最紧迫的任务，不是打赢某一场战役，而是安排好自己的身后事，确保他的新政遗产有人继承，不会人亡政息。在这种时候，与掌握经济命脉的我们进行全面内战，是极其不划算的。他需要稳定，需要顺利交接。所以…我判断，他最终会坐下来，和我们谈。”
“最高法的这些老家伙…他们是想把我拖死吗？”霍普金斯喃喃自语，语气中带着疲惫和一丝无奈，“胡佛的警告起了反效果，现在国会那帮人抱着‘违宪’的理由更硬气了。最高法又不肯给个痛快话…”
他沉思良久，最终叹了口气，说道：“也许…特纳·史密斯那些人在等着看我的笑话，等着我屈服。但他们也许没说错，硬拖下去，对谁都没有好处。欧洲的局势等不起，美国的战备等不起。也许…是时候换一种方式了。”
罗斯福抬起头，眼中恢复了政治家的决断，但不再是之前的强硬，而是带上了一丝务实的妥协：“哈里，安排一下，通过可靠的中间人，给特纳、摩根、杜邦他们递个话。告诉他们，我愿意就税收法案的具体条款进行…‘磋商’。但前提是，他们必须停止在国会和舆论上的全面阻挠，并且要保证战时生产的最低限度的合作。我们可以谈谈税率的分级、起征点的设置、以及执行的时间表。”
罗斯福终于意识到，在时间、健康和政治现实的多重压力下，绝对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与其在宪法泥潭里与一个看不见的对手（最高法院的拖延）空耗，不如与看得见的对手（财阀）进行一场务实的交易，用一定的让步换取法案的尽快落地和战时的稳定合作。最高法的拖延战术，阴差阳错地迫使强势的罗斯福，首次在重大国内政策上，真正考虑与他的老对手们坐在谈判桌前。
一场新的、更隐秘的博弈，即将在台面下展开。而这一次，双方都带着各自的筹码和时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