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妥’的方案时，我们再顺势推出我们精心准备的、税率低得多的‘替代方案’。这样，我们既避免了与总统的正面冲突，又能实现我们的核心目标。”
赫斯特深吸一口气，脸上露出了久违的、带着战斗欲望的笑容：“好！就这么办！论打笔仗和搞舆论混战，我赫斯特还没怕过谁！明面上的扯皮交给我。至于背后的学术运作，特纳，你和摩根多费心。我们要让罗斯福知道，美国的钱袋子，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的！”
策略已定，西部和东部的财阀力量再次紧密协同起来。他们不再试图在民意浪潮中与罗斯福的“道德旗舰”正面相撞，而是转而操纵起更隐蔽、更精致的工具——学术权威、经济模型和长期的政治游说。一场围绕美国税收命运的、更深层次、更考验耐心的博弈，悄然拉开了序幕。罗斯福将发现，他面对的不仅是街头演讲和炉边谈话的对手，更是来自象牙塔内、用复杂公式和学术术语武装起来的、更难以对付的“理性”反对力量。
“这个西部的牛仔…！”摩根放下电报，对坐在对面的几位心腹合伙人说道，“虽然粗鲁、贪婪，有时像个无法无天的强盗，但在维护我们这个阶层的根本利益上，他的嗅觉和手腕，真是精准得可怕！他这招‘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实在是高明！”
他立刻行动，通过最可靠的渠道，向洛克菲勒家族、梅隆家族、杜邦家族，以及波士顿婆罗门集团的核心成员——如卡伯特、洛奇、福布斯等显赫家族——发出了紧急密会邀请。这些家族不仅掌控着美国东部的经济命脉，更通过长达百年的捐赠与联姻，深深渗透并影响着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哥伦比亚等常春藤盟校的董事会和学术圈。
在曼哈顿上东区一栋不显眼的私人俱乐部里，这些美国东海岸真正的统治阶层齐聚一堂。摩根言简意赅地传达了特纳的计划。
“先生们，”摩根的声音低沉而充满说服力，“罗斯福想用‘公平’和‘爱国’的口号抢劫我们的财富。密斯在西部为我们找到了一个更聪明的反击方式——不是嘶吼，而是‘理性’地分析。我们要让这个国家最顶尖的大脑告诉民众，罗斯福的药方，会毒死美国经济的根基——自由企业制度。”
波士顿的洛奇先生首先表示赞同：“没错。罗斯福的税收法案，是对私有财产权的严重侵犯。我们必须反击，但不能像赫斯特那样咋咋呼呼。我们应该让哈佛经济系的教授们，从‘经济效率’和‘长期繁荣’的角度，论证高边际税率的危害。”
杜邦的代言人补充道：“普林斯顿和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教授，可以重点分析税收对资本形成和创新的抑制作用。我们要把辩论的焦点，从‘该不该劫富济贫’的道德层面，拉回到‘什么样的税收政策能真正让国家富强’的技术层面。”
很快，一项庞大的、隐秘的学术动员计划形成了。巨额的研究经费和“顾问费”通过各种基金会渠道，流向这些顶尖学府中对自由市场持同情态度的着名经济学家、政治学家。一时间，在《美国经济评论》、《政治经济学杂志》等权威学术期刊上，以及《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的评论版上，开始密集出现看似客观中立、实则论点鲜明的文章：
- 《论过高边际税率对资本形成的挤出效应》
- 《税收、激励与长期经济增长：一个理论模型》
- 《财富再分配的社会成本：效率与公平的权衡》
- 《评新政税收法案：通往奴役之路的经济学先声？
这些文章避免直接攻击罗斯福本人，而是用一种忧国忧民的、专业的口吻，警告高税收将导致投资萎缩、创新停滞、就业机会流失，最终损害所有美国人的长远利益。他们将罗斯福的政策与欧洲的集体主义思潮隐隐挂钩，暗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