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次要的。而且，只要我们操作得当，保持与西方贸易渠道的畅通，德国在谈判桌上也不敢过于嚣张。”
莫洛托夫的分析说服了斯大林，秘密接触得以继续。果不其然，尽管西方情报机构有所察觉，但英法政府保持了沉默，甚至私下里希望苏德关系能出现一些“可控的紧张”。而美国方面，正如莫洛托夫所料，大型企业通过游说团体向白宫传递了明确信息：必须维持对苏贸易，不能将市场让给德国人。罗斯福政府因此并未采取任何实质性制裁措施，只是加强了对苏联技术用途的监控。
这一系列秘密接触，虽然没有立即导致苏德关系的重大突破，但却为1939年8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突然签订埋下了最初的伏笔。莫洛托夫的这次冒险，充分体现了他作为斯大林首席外交官的冷酷算计和战略眼光——他深知，在国际政治的牌局上，有时候，展示与魔鬼对话的意愿，本身就是一种制约其他对手的强大筹码。
1938年春，洛杉矶，西部委员会战略分析室
西部标准石油公司的总裁多西尼扶了扶眼镜，用他惯有的理性口吻分析：“从纯经济逻辑看，苏联绝无可能为了德国而彻底放弃美国。我们的重工业机械、技术和管理经验，是德国目前无法完全替代的。斯大林第三个五年计划正在关键阶段，他比我们更需要稳定的设备和技术输入。与美国切割，最大的受益者将是德国的工业巨头，斯大林没那么愚蠢。”
围坐在桌旁的西部智库团队——包括政治学教授哈里森、经济学家沃顿博士和社会学家米勒女士——随后提交了他们的联合分析报告。
政治学者哈里森首先发言：“特纳先生，从地缘政治角度看，苏联此举最可能的动机是战略避险。斯大林在欧洲方向面临英法的敌意和德国的扩张压力，在远东又需警惕日本。他迫切需要打破外交孤立，避免两线作战的噩梦。与德国进行试探性接触，是一种经典的均势外交手段，旨在利用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为苏联争取喘息空间，而非意图真正结盟。”
经济学家沃顿博士调出图表：“我们的数据模型显示，苏联在1938-1940年间对美重型机械、精密仪器和工业母机的依赖度高达65以上。中断这些进口，其五年计划将面临系统性风险。德国工业体系虽强，但产能和品类短期内无法满足苏联的全部需求，且成本会急剧攀升。斯大林是精于计算的现实主义者，他不会做这种亏本生意。”
社会学家米勒女士补充了宏观视角：“从苏联国家层面看，其社会稳定和政权合法性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持续工业化的承诺上。断绝与美国的技术贸易，将导致工业化进程放缓甚至停滞，可能引发内部不满，动摇统治根基。斯大林的首要任务是巩固内部，而非进行外部冒险。”
听完智库的分析，特纳紧锁的眉头渐渐舒展开。他站起身，走到巨大的世界地图前，背对着众人。
“所以，先生们，你们的结论是——静观其变？”特纳的声音恢复了往常的冷静。
“是的，特纳先生。”哈里森教授总结道，“过度反应，尤其是公开的抗议或施压，反而会抬高苏联的地位，让他们误判自己手中的筹码。我们应该冷处理，继续正常的商业往来。让时间证明，谁才是他们离不开的伙伴。”
特纳转过身，脸上露出一丝狡黠的笑容：“说得对。恐慌是弱者才会有的情绪。我们西部旗下的工厂，一架飞机、一台钻机都不会停止向苏联发货。相反，我们要让商务流程运转得比平时更顺畅、更高效。”
他目光扫过修斯和多西尼：“但是，要告诉我们在华盛顿的那些‘朋友’，暂时停止就此事进行游说。那群蠢货一旦形成大规模的游说团体去国会山哭诉，只会打草惊蛇，让斯大林觉得我们慌了。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