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阳光下闪烁：我父亲临终前还在诅咒斯大林的名字。他啜了一口，那些油田是我们家族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开发的，投入了数百万美元
这次或许能拿回一些补偿。特纳安慰道。
洛克菲勒摇头：不是钱的问题，特纳。是原则。他转向特纳，眼中闪烁着罕见的情绪，他们不能就这样拿走别人的东西，然后假装是历史必然。
特纳没有回答。他知道这种伤痛不是商业谈判能治愈的。苏联的国有化政策夺走的不仅是财产，还有一代美国商人对公平交易的基本信任。
哈默会争取到什么条件？洛克菲勒最终问道。
最现实的——新油田的开发权，用利润分成替代直接赔偿。特纳实事求是，直接要回被国有化的产业不现实，但我们可以用新技术、新设备换取在新项目中的份额。
洛克菲勒将酒一饮而尽：所以这就是进步？从被抢劫变成合伙抢劫？
特纳望向太平洋：这叫适应，约翰。世界变了，我们得跟着变。
当天下午，特纳在比弗利山庄的家中召见了安保团队负责人——前海军陆战队的卡尔森上校。这个高大的德州人带着一叠文件，详细汇报了代表团的安保计划。
苏联方面已经得到消息了，卡尔森的声音带着浓重的南方口音，我们的线人说克格勃开了三次会讨论这个代表团。
特纳挑眉：他们什么态度？
既期待又警惕。卡尔森翻开笔记本，好消息是，哈默先生的名字确实管用——斯大林亲自批示要适当接待。坏消息是他压低声音，日本人在欧洲的眼线已经盯上我们了。
特纳走到窗前。他的双胞胎儿子正在草坪上玩耍，理查德骑着一匹小马，爱德华则安静地坐在树下看书。两个截然不同的未来——商业与政治。
加强汉堡到柏林路线的安保，特纳最终指示，特别是火车转运那段。我不希望任何干扰这次行程。
卡尔森点头：已经安排了二十个我们的人混入代表团服务人员。还有他犹豫了一下，胡佛局长建议我们带上这个。
他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小巧的金属装置，看起来像高级打火机。
录音器？特纳拿起来端详。
最新型号。卡尔森确认道，能连续录音八小时。胡佛说苏联人的承诺最好有记录。
特纳冷笑：告诉埃德加，我谢谢他的。但他还是把装置放进了抽屉。
当晚，特纳收到了哈默从巴黎发来的加密电报。这位神秘的红色资本家用隐晦的语言确认了行程，并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斯大林最近对航空技术特别感兴趣。
特纳立刻打电话给休斯：霍华德，把你们公司最新飞机发动机的资料准备一份不，不要最新型号，给次一级的对，就是那种看起来先进但已经快过时的。
挂断电话后，特纳走到阳台上。洛杉矶的夜空繁星点点，与莫斯科寒冷的星空并无不同。两个意识形态对立的国家，一群各怀鬼胎的商人，一场即将开始的危险游戏。
而筹码，不仅仅是金钱和机器，还有可能改变世界格局的技术与秘密。
1936年9月15日，洛杉矶联合车站的贵宾通道前，特纳·史密斯亲自等待着那辆从芝加哥开来的特快列车。他身后站着二十几位西装革履的男士——西部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和几位专程飞来的东部代表。站台上甚至铺了红地毯，像迎接国家元首而非一位商人。
至于这么隆重吗？休斯站在特纳身边小声嘀咕，手指不安地转动着他的飞行员墨镜。
特纳整了整领带：这些人家里都有价值百万的苏联废纸债券。哈默是他们唯一能接触到斯大林的人，你说呢？
汽笛声由远及近，流线型的银色列车缓缓驶入站台。当列车停稳后，乘客们陆续下车，但贵宾车厢的门迟迟未开。特纳注意到几个穿着不合时宜厚外套的男子在站台两端徘徊——联邦调查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