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取得决定性成果的。搞不好，还会像李队长和张队长那样陷入泥潭，甚至引来杀身之祸。”
孙默也罕见地开了口。
他的声音依旧冰冷，言语也一如既往地简洁。
“人手不够。”他分析道，“在苏州，我们缺能言善辩的‘嘴’，一个比那些老夫子更懂规矩、更能镇住场子的大人物。在湖州，我们缺能震慑全局的‘刀’，一支能让那些宗族看一眼就双腿发软的真正军队。”
赵龙静静地听着，没有说话。
他的手指在冰冷的书案上有节奏地敲击着。
笃、笃、笃……
钱有才与孙默的分析都很有道理，苏州和湖州的困局确实不是光靠他们几十号人就能解决的。
向江宁求援？请求李纲相国增派人手？
不。
赵龙很快就否定了这个想法。
李纲相国如今坐镇江宁，需要统筹整个江南两路的所有事务，他手中的力量同样捉襟见肘。
而且，就算李相国能派来一两百援兵，分散到苏州和湖州那广袤的地界上，也不过是杯水车薪。
那该怎么办？
赵龙的目光在两封信上缓缓移动，大脑飞速运转。
他的指尖无意识地停了下来。
一个念头，在他脑中清晰浮现。
他要“摇人”。
而且，不是向江宁“摇人”。
他要越过江宁，直接向那远在千里之外、正密切关注着江南一举一动的最高层“摇人”。
他要把这两份滚烫的“求援信”，变成一份递给皇帝陛下的“请战书”。
一份请求赋予他们更大权限、更高规格，甚至改变整个游戏规则的“请战书”。
想到这里，赵龙再也坐不住了。
他猛地站起身，对帐篷外的卫兵喊道：“来人！笔墨伺候！”
崭新的文房四宝很快被送到了案头。
赵龙亲自研墨，然后提起沾满浓郁墨汁的狼毫笔，开始在一张洁白的宣纸上奋笔疾书。
他写的，是一封长信。
信的前半部分，他用极为简洁而精准的语言，详细汇报了自己这支小队抵达杭州之后所经历的一切。
从第一天如何识破沈万三的“施粥”伪善，到第二天如何用“以工代赈”反客为主争夺民心，再到第三天如何应对漕帮地痞的暴力冲击，以及今天如何兵不血刃地策反杭州知府黄文炳。
并且，他还着重提到了刚刚到手的那份致命的“走私账本”。
他知道，这份亮眼的成绩单，是他接下来能够提出更过分要求的最大资本。
而在信的后半部分，赵龙将李文博和张武那两封求援信的核心内容原封不动地抄录了上去。
但是，他没有像他们一样去请求增援。
他话锋一转，站在了一个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开始对这两种失败的“样本”进行深刻剖析。
他指出，苏州士林的抵抗和湖州宗族的威胁，其本质是一样的。
都是一种地方势力为了维护自身既得利益，而对中央皇权所进行的一次有组织、有预谋的集体反扑。
这不是一兵一卒的得失问题，也不是一城一地的战术问题。
而是根植于大宋骨子里的“制度之疾”，是一种会动摇国本的巨大隐患。
最后，在信的结尾，赵龙写下了那足以让任何看到这封信的人都心神剧震的点睛之笔。
“学生以为，此二地之困，非兵力多寡可以破解，亦非战术精妙可以扭转。”
“此乃我大宋制度之弊，需天子雷霆手段方可根治。”
“学生赵龙人微言轻，不敢妄议国策，恳请相国大人以江南全局为棋盘，制定万全之策，持尚方宝剑，行霹雳手段，一劳永逸扫清此百年顽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