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长于‘治术’，短于‘操守’。他为秦规划的制度框架，条理分明，权责清晰，确是治世良方，吾辅佐先主与后主时，亦曾借鉴其郡县制之理，以安蜀汉地方。然其为人，却失了大臣的根本底线。
当国家危难之际，大臣当以社稷为先，而非个人祸福。李斯若能以死力争，保扶苏继位，秦何至于二世而亡？反观先主白帝城托孤，吾敢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立誓，正因深知‘忠心事主、公而忘私’乃臣子第一要义。李斯之败，非败于才疏，实败于心贪——术高而德薄，终难成大事，反遗千古骂名。”
“李斯有‘谋国之智’，无‘谏君之勇’。他能为秦始皇谋长远制度，却不敢在沙丘之变时犯颜直谏，此乃他与吾之根本区别。吾随太宗皇帝，屡犯龙颜直言得失，哪怕触怒龙威亦不退缩，正因深知‘君臣之道，在合心保社稷’，而非‘合谋保权位’。
李斯焚书坑儒之事，更显其短视。他以为‘禁言可安邦’，实则‘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逼得天下人离心离德。吾劝太宗‘广开言路、兼听则明’，正是以李斯为戒——治天下者，当以德化人、以言纳智，而非以威压人、以权堵言。李斯之才可用，但其怯懦与私心，万不可学。”
“李斯之生平，恰似一场‘聪明人的悲剧’。他年少观鼠而悟‘所处之势定贤愚’，从此一心向上攀爬，凭才学登顶秦相，风光无限。其定制度、整山河，手笔之大，堪称千古一绝，吾读其《谏逐客书》，亦叹服其文气之盛、识见之高。
可他终究被‘势’所困，怕失位、怕失势，竟在关键时刻选错道路，与赵高同流合污。到头来，权位没保住，还落得身首异处，连‘归乡逐兔’的平淡日子都成奢望。这恰如那些追名逐利之徒，机关算尽，终为名利所累。人固有志，然志当在社稷百姓，而非一己之富贵权位，李斯若能悟此理，何至于此？”
“李斯，有才而无节之辈也！他定郡县、统一度量衡，虽有微功，却难抵其‘背叛社稷’之罪。始皇帝待他不薄，授他丞相之位，付他托孤之权，他却为自保而改遗诏、杀储君，此等‘卖主求荣’之举，与奸佞何异？
吾为官一世，恪守‘不贪财、不附权、不欺君’之则，哪怕罢官入狱亦不改其志。反观李斯，为权位不择手段，最终自食恶果，夷三族、遭腰斩，皆是报应。为官者，当以‘忠’立身，以‘廉’行事，若心术不正，纵有天大本事，亦是祸国殃民之徒，李斯便是最好的例子。”
“评李斯，当分‘前半生’与‘后半生’。前半生，他以才学辅秦，废分封、立郡县，统一文字律法，是‘经世致用’的典范，此等‘做事之能’，值得后世为官者效仿。后半生，他因私念惑心，附逆乱政，是‘修身不严’的反面，此等‘立身之失’，更值得警醒。
吾常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乃首位。李斯正是忽略了‘修身’，才让私欲盖过公心，最终身败名裂。他若能如孔孟所言‘克己复礼’，守住本心，必能成为千古完臣。有才者，若不修身，则才越大，祸越大，李斯之戒，当刻于每一位臣子之心。”
“李斯辅秦，功在‘强秦’，过在‘亡秦’。他定郡县、统一度量衡，让秦国从‘诸侯之强’变成‘天下之强’，此乃‘兴秦之基’；可他又助赵高改遗诏、推胡亥，行严刑峻法、焚书坑儒，让天下人‘苦秦久矣’，此乃‘亡秦之根’。
吾在《过秦论》中说‘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李斯恰是‘不施仁义’的推手。他只懂‘以力治国’，不懂‘以德安民’，以为靠律法和集权就能永固江山，却忘了百姓才是天下根本。秦之亡，非亡于外敌，实亡于李斯之流‘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