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中日双方在北京的谈判桌上僵持不下之际，一直如同蛰伏猎手般密切关注事态发展的英国，看到了介入的最佳时机。作为在华拥有政治利益的老牌列强，英国在远东奉行着精妙的“均势”政策。它既不希望看到日本这个新兴帝国过度扩张，打破现有的力量平衡，进而威胁到自己的利益；也不愿清廷过于软弱，导致局势彻底失控，引发可能将所有人都卷入的更大冲突。于是，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开始活跃起来，在中日之间扮演起“调停人”的角色。
朱尔典的斡旋极具技巧性。在拜访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时，他在茶香袅袅中，看似不经意地提及：
“伊集院先生，贵国在满洲的‘进取’精神令人印象深刻。不过，国际社会，对于任何可能破坏远东现状、引发长期动荡的行为，都抱有天然的……关切。一旦‘维护秩序’的行动超出了必要的限度，恐怕会引来不必要的关注和误解，这对于致力于融入国际社会的贵国而言，或许并非最优选择。”
这番话看似温和，实则暗藏机锋，既点出了日本行为可能引发的国际反感，又暗示了英国及其他列强不会坐视日本独吞利益。
而在与清廷外务部大臣梁敦彦及幕后实际决策者等人的接触中，朱尔典则换上了一副“务实”的面孔：
“阁下，贵国维护主权的决心，鄙人十分钦佩。然而，现实情况是，贵国需要时间，需要发展。与一个新兴的军事强国进行无限制的对抗，并非明智之举。有时候，在次要的、程序性的问题上展现出一定的灵活性，比如处理侨民事务或局部开放贸易，反而能换取对核心利益——比如领土主权的实质性保障和避免战争的宝贵时间。这符合贵国‘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智慧，不是吗？”
英国的介入，如同在一盘死棋中投入了一枚关键砝码，其态度和倾向，对陷入僵局的谈判产生了直接影响。无论是日本还是清廷，都无法完全忽视这个世界头号强国的意见。
在英国的持续调停和各自国内形势的压力下，中日双方终于重新回到了谈判桌前。接下来的谈判，变成了更加艰苦、更加注重细节的拉锯战和讨价还价。每一处措辞，每一项条款，都经过反复的争吵、修改、再争吵。
最终，公元1908年十月十日，一场秋雨洗刷过北京城后，《中日间岛条约》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正式签订。
条约的核心内容如下：
1 日本政府明确 “承认延吉厅（间岛）地方为中国领土” ，并以条约形式固定下来。
2 日本承诺立即撤回其非法越境至天宝山等地的所有军队和宪兵，并解散其非法设立的“间岛派出所”。
3 天宝山银矿由大清国官督商办继续经营，日本不得干涉。
4 约定朝鲜垦民需归化中国，服从中国法权，但日本领事有权 “介入” （即到堂听审）涉及朝鲜垦民的诉讼案件。这是条约中对中国主权损害最大的一条。
5 中国同意开放龙井村、局子街、头道沟、百草沟四处为商埠，允许日本设立领事馆或分馆。
条约文本被快马加鞭送入紫禁城。养心殿内，慈禧太后仔细阅看了条款，尤其是开头那句“承认延吉厅为中国领土”，一直紧绷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如释重负的神情。她对左右军机说道：“洋人终究还是讲些道理的。日本肯白纸黑字认下这片疆土是我大清的，已是难得。开了几个边陲小埠，许他些无关痛痒的权利，能免去刀兵之灾，维持了体面，已是上上大吉。” 清廷中枢的大部分官员，也都大大松了口气，在他们看来，战争得以避免，所谓的“龙兴之地”主权在名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