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分跟老百姓一起开垦荒地。他还规定，士兵开垦的土地，收获的粮食一半归军队，一半归自己，老百姓开垦的土地，前三年不用交税。这政策一出来，大家的积极性一下子就上来了——士兵们觉得“有奔头”，老百姓觉得“能活命”，很快，台湾的西部平原就种满了水稻、甘蔗，粮食产量一年比一年高，不仅够军队和老百姓吃，还能存下不少。
然后，郑经解决了“钱的问题”。清军搞“海禁”，不让大陆商船来台湾，郑经就把目光投向了东南亚。他派船队去菲律宾、越南、泰国等地，跟当地的商人做生意，把台湾的蔗糖、樟脑、鹿皮运出去，换回丝绸、瓷器、药材等物资。为了方便贸易，他还在台湾铸造了“永历通宝”铜钱，统一了货币。很快，台湾就成了东南亚的贸易重镇，商船来来往往，热闹得不行。
除了经济，郑经还特别重视教育。他在台湾设立了“国子监”，让台湾的贵族子弟和优秀的平民子弟能读书；还在各个府县设立了“府学”“县学”，请大陆来的儒生来当老师。他说：“要想让台湾长久，就得让老百姓有文化，知道忠孝节义。”（《台湾府志》）在他的推动下，台湾的文化教育发展得很快，越来越多的老百姓能读书写字，不再是以前荷兰人统治时的“蛮夷之地”。
短短几年时间，台湾就从一个荒凉的岛屿，变成了“粮仓满、商船多、学堂兴”的乐土。连清朝的官员都在奏折里说：“郑经在台湾搞得有声有色，要是再让他发展下去，恐怕会成为朝廷的心腹大患。”（《清圣祖实录》）
公元1673年，清朝发生了一件大事——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耿仲明的孙子）因为不满康熙帝削藩，纷纷起兵反清，史称“三藩之乱”。这消息传到台湾，郑经高兴得差点跳起来——他等这个机会等了十几年了！
当时清军的主力都被三藩叛军牵制在云南、广东、福建等地，东南沿海的防守非常薄弱。郑经觉得，这是收复大陆的最好机会，就对部下说：“我爹当年北伐没成功，现在三藩反清，咱们要是能跟他们联手，一定能打败清军，恢复明朝！”
公元1674年，郑经率领大军从台湾出发，横渡海峡，进攻福建。当时福建的清军守将是耿精忠（靖南王），他本来就反清，见郑经来了，就跟郑经结盟，约定“一起打清军，打下的地盘一人一半”。郑经的军队士气大振，一路上势如破竹，很快就攻克了漳州、泉州、厦门等重镇，把清军打得落花流水。
这是郑经抗清生涯中最高光的时刻——他不仅收复了父亲当年失去的厦门、漳州等地，还把势力范围扩展到了广东的潮州、惠州一带。当时南明的残余势力都把郑经当成“希望”，纷纷派人来跟他联络，有的还表示愿意归顺他。郑经也意气风发，在厦门设立了“中书省”，任命官员，处理政务，大有“恢复明朝故土”的架势。
可好景不长，郑经很快就跟盟友耿精忠闹掰了。原因很简单——分地盘的时候，两人都想多占一点。耿精忠觉得，福建本来是他的地盘，郑经只是“帮忙”，不该占那么多；郑经觉得，自己的军队打了很多硬仗，占点地盘是应该的。两人从盟友变成了敌人，开始互相攻打。清军趁机派大军进攻福建，郑经和耿精忠都被清军打败，郑经只能率领残兵败将退回台湾。
这次北伐失败，对郑经的打击特别大。他回到台湾后，整天闷闷不乐，有时候还会对着父亲郑成功的画像叹气：“爹，儿子没用，没能完成您的大业。”（《台湾外记》）更糟糕的是，这次北伐不仅损失了大量的兵力和物资，还让台湾的老百姓对他产生了不满——很多士兵是老百姓的亲人，战死在了大陆，老百姓觉得“郑经为了自己的野心，让我们家破人亡”。
北伐失败后，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