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能把陈生…你肯定有办法找到那个骗子！对不对？！”
她的眼神热切得吓人，混合着哀求和不甘的疯狂。
我轻轻挣开她的手，走到那堆破烂的纸箱旁，撕开一个口子，拿出那袋浑浊发臭的所谓“蚝油”，又捡起一块颜色可疑的冻肉。
“拿这些去打官司吗？”我问，声音里带上了一丝难以抑制的疲惫，“告诉法官，我们被一堆垃圾骗走了所有的钱？法官问，为什么会上当？我们说，因为贪便宜，因为急着翻身，因为…”我顿了一下，没看红霞，“因为内部有人勾结。”
红霞像是被烫到一样，猛地缩了一下。
“告陈生诈骗，是刑事案件，警察受理了，证据我交了。”我继续说，语气平板，“但这追回钱，是另一回事。就算最后判了陈生，他骗去的钱，还能剩下多少？他那个样子，像是有钱赔给我们的人吗？”
我说的是“我们”，但红霞的脸又白了一层。她明白，陈生骗的是“聚香居”的钱，是我们三个人的钱，但更是我们每个人掏空家底投入的血汗。
“至于那个王海…”我扔掉手里的东西，拍了拍手，“大海捞针。”
希望彻底熄灭。红霞眼里的光没了，她重新瘫软下去，肩膀垮塌，头深深埋下去，发出一种像是被堵住了口的、压抑的呜咽声。不是哭诉，不是嚎啕，是动物受伤后的哀鸣。
我看着她，胃里像塞满了那堆变质腐败的食材，沉甸甸地往下坠。愤怒吗？恨吗？有的。但更多的是一种无边无际的疲惫和冰凉。我们曾经围坐在这里，举杯说着“一家人”，说着“有难同当”。如今，一个被警察带走，一个崩溃在地，一个站在这里，算计着最冰冷的现实。
“官司…还是要打。”我听到自己的声音说。
红霞的呜咽停了一瞬，她猛地抬头，脸上泪水纵横，混杂着油污和绝望，狼狈不堪：“还能告谁？”
“不一定是为了赢，或者为了立刻把钱要回来。”我走到窗边，看着外面漆黑的后巷，“是为了把这件事钉死。有了法院的判决书，哪怕是一纸空文，至少明确了一点——我们是受害者，债务是这么没的，店是这么垮的。将来…万一有一天，那个王海落网了，或者陈名下有财产了，我们还有追索的依据。”
我说的是“我们”。
红霞怔怔地看着我，像是在消化这段话里复杂的、与她此刻的崩溃无关的逻辑。
“而且，”我转过身，看着她，“房东的租金、水电费、供应商的欠款…这些烂账，都需要一个说法。饭店倒闭，不是经营不善破产，是被人诈骗导致资不抵债。这里面的区别，法律上，性质不同。”
我提到房东和供应商时，红霞的眼神瑟缩了一下，那是更现实的恐惧。饭店没了，但欠的债还在。
“打官司…难吗？”她小声问，声音里带着一种劫后余生的虚弱和茫然。
“难。”我回答得很干脆，“要请律师，要整理证据，要跑法院，要面对各种程序。而且，时间会很长，很长。最后可能真的只是一纸文书。”
红霞的眼神又黯淡下去。
“但是，”我加重了语气，“这是我们目前唯一能做的、像是‘正常’程序的事。不能就这么算了，红霞姐。不能就让这件事…像一阵风一样吹过去，只剩下我们三个烂在这里，互相恨一辈子。”
最后那句话，似乎戳中了她。她想起了刚才和陈生歇斯底里的互相指责，想起了自己签合同时的狂热和盲目，身体又是一颤。
沉默再次降临。
过了好久，她用手背胡乱抹了把脸，挣扎着，用手撑着她，慢慢地、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她扶住旁边一张桌子，稳住身体，然后看向我，眼神里终于有了一点聚焦的东西，那不再是空洞的绝望，而是一种认清了最坏结果后的、残存的、微弱的光。
“好。”她说，声音依旧沙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