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力，民警有时觉得“里外不是人”。
刑事大队的同志反映，流窜犯罪增多，办案协作函在兄弟单位间流转慢，有时贻误战机；一些新型的、带有经济色彩的犯罪，定性处理有时拿不准。
装备处和财务处的同志更大倒苦水，经费永远紧张，下面要装备的报告雪片般飞来，他们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政治部的同志则感到，新形势下干警的思想更加活跃，价值观呈现多元化趋势，单纯的说教效果在减弱，如何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是个新课题。
这些发言，虽然还停留在“反映问题”层面，但问题本身是具体、真实的，韩东让整顿办认真记录、梳理。
与此同时，试点单位的情况也陆续反馈回来，情况比预想的要复杂，也更有价值。
羊城处反馈，干警对走私、倒卖“外货”、非法出版物流入等问题警惕性很高。
但也普遍感到，有些行为界限模糊，如携带少量“外货”自用与倒卖的界限，查处时政策把握难。
基层派出所反映，车站、列车上拎包扒窃案件呈团伙化、流窜化趋势，打击难度大，防范压力更大。
他们还提出了一个尖锐问题，地方一些执法部门，有时对铁路公安查获的这类案件管辖权有争议，协调起来费时费力。
盛城处则重点反映了内部单位保卫面临的新情况。
一些铁路附属单位搞“增产节约”，利用闲置场地、车辆搞点小加工、小仓储，或者对外提供一些劳务，这本是好事，但安全管理责任往往不清晰，容易成为治安死角。
货场防盗依然是个老大难，虽然有改进措施的设想，但苦于没有专项经费。
他们还提到，随着企业开始注重经济效益，个别内部单位对公安部门的安全检查、整改要求，有时以“影响生产”为由推诿应付。
郑城处的反馈相对“温和”，但反映的问题是具普遍性的，很多年前就有，并且一直存在。
就是基层警力严重不足，一个派出所管几十公里线路、几个车站，民警疲于奔命；非警务活动占用精力过多。
如频繁参加地方各类“综合治理”行动、配合地方处理非铁路治安纠纷等；民警知识结构老化，面对新情况学习新知识、新技能的渠道匮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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