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所有能够公开获取的统计年鉴、卫生年鉴、医保公报等数据，进行最大限度的挖掘和交叉分析；
另一方面，他组织团队成员，分头前往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地区进行实地调研，包括资源富集的省城、中等水平的地市，以及像清源县这样的资源薄弱县。
在清源县，刘俊热情地接待了周维民派去的调研小组，毫无保留地分享了他在基层工作的观察和思考。
“数据？我们这里最直观的数据就是患者外转率！”刘俊指着县医院的数据记录说，“稍微复杂点的手术，或者需要用好一点设备、贵一点药的病人，基本都往市里、省里跑。为什么？因为我们这里要设备没设备，要专家没专家！留下的，都是些常见病、慢性病。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病人越少，医院收入越低，越留不住人才，也买不起好设备；设备越差，人才越少，病人就更不愿意来。”
调研小组的成员认真记录着，这些鲜活的一手材料，是哪些官方数据无法替代的。
与此同时，沈严那边通过非正式渠道，提供了一些经过脱敏处理的典型案例。
这些案例清晰地揭示了一些大型医院如何通过过度医疗、滥用高价耗材等方式推高医疗成本，以及医保基金在这些环节是如何被侵蚀的。
赵东升则带着他的技术团队，玩命般地投入到对公开数据的挖掘中。
他们利用复杂的算法模型，通过对不同地区人均医疗机构数量、床位数、医生数、大型设备配置量与当地人口、经济水平、疾病谱等进行回归分析，构建了一个“医疗卫生资源密度指数”和“资源配置效率指数”。
当初步的分析结果出来时，所有人都被那巨大的差异震撼了。
“看！”赵东升指着电脑屏幕上绘制的全省医疗资源分布图，颜色深浅直观地显示了资源的密集程度，“省城核心区的资源密度指数是偏远山区的十几倍甚至几十倍！而按照我们的效率模型，省城部分大型医院的资源利用效率其实并不高，存在明显的冗余和浪费，而基层医院则普遍处于饥饿状态！”
李秀兰看着区域对比数据，补充道：“不仅仅是硬件资源，高水平的医务人员分布更加失衡。八成以上的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集中在省城三家最大的医院。”
周维民综合了实地调研、案例分析和大数据测算的结果，思路越来越清晰。
他开始着手撰写课题报告的框架。
然而，就在报告初具雏形的时候，又一个麻烦找上门来。
江南大学分管科研的副校长亲自给周维民打电话说：“周教授啊，听说你牵头在做省里一个很重要的课题？这是好事。不过，我听到一些反映，说你们这个课题……方向是不是有点太尖锐了？涉及很多敏感问题。现在省里强调稳定和发展，我们做学者的，也要注意影响，把握好分寸啊。是不是可以把结论写得……更稳妥一些？”
周维民握着电话，心里跟明镜似的。
这肯定是有人把话递到了学校，试图从学术单位内部给他施加压力。
他对着话筒不卑不亢地回答：“校长，我们做研究，首要的原则是实事求是。问题客观存在，我们不能假装看不见。我们的责任是把问题分析清楚，提出建设性意见。至于如何决策，那是领导们的事情。如果为了所谓的稳妥就歪曲事实，那才是真正的失职。”
挂掉电话，他想起林杰说的“要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更加坚定了要把这份报告做扎实的决心。
两个月后，一份长达百余页、附有大量图表和数据模型的《江南省医疗卫生资源失衡的深层原因及整合路径研究》课题报告初稿，终于完成。报告用无可辩驳的数据和严谨的逻辑，深刻揭示了资源失衡的现状、根源及其对医保基金和民众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