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德里，皇宫西翼，首相办公室，1924年3月30日。
午后的阳光透过雕花玻璃窗，在铺着深红色天鹅绒地毯的地面投下斑斓的光影，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曼萨尼亚雪莉酒香与刚出炉的吉事果（churros）的甜腻气息。首相办公室的墙上悬挂着查理五世与腓力二世的戎装肖像，壁炉里燃烧着安达卢西亚橄榄木，火焰将室内的青铜烛台与银质茶具镀上一层温暖的金辉。身着深蓝色元帅制服，胸前挂满勋章，正站在巨大的地球仪前，手指轻轻划过北大西洋与太平洋之间的航线。这位军人出身的独裁者，此刻正主持一场关乎西班牙与远东关系的特殊会议。
围坐在乌木会议桌旁的，是西班牙权力核心的要员：外交大臣圣地亚哥·阿尔瓦雷斯·德·托莱多侯爵（arqués santiago álvarez de toledo）、财政与商务大臣胡安·文图拉·普拉多斯（juan ventura prados）、殖民事务大臣安东尼奥·洛佩斯·德·阿亚拉（antonio lopez de aya）、教育部长何塞·伊格纳西奥·德·阿斯卡拉特（josé ignacio de azcárate）、工业与矿业大臣拉斐尔·贝尼托·德·拉·维加（rafael benito de vega），以及西班牙驻联合帝国帝都大使塞瓦斯蒂安·德·埃斯拉瓦·伊·埃尔南德斯伯爵（nde sebastián de esparza y hernández）。
“先生们，”里维拉转过身，声音洪亮如军号，带着安达卢西亚口音的热情与果断，“今天召集大家，是为了讨论一个遥远却又与我们息息相关的国家——联合帝国。他们的新任驻马德里大使孙近海，上周向我国外交部递交了国书。这位南洋党人，驻帝都多年，据说与南洋党党首杨康（新加坡总部）关系密切。而我们与联合帝国的‘历史恩怨’，早在十七世纪中叶就已了结，如今是时候重新审视这段关系了。”
“遗忘与和解？”财政与商务大臣普拉多斯捻着修剪整齐的胡须，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泛黄的贸易统计报表，“侯爵大人所言极是。数据显示，过去五年，我国与联合帝国的贸易额增长了百分之二百七十，达到每年八千万华夏元的规模。我们的柑橘、橄榄油、葡萄酒通过他们的帝国远洋公司（1757年建立，全球船舶垄断）运往南洋联邦（首府雅加达）和日本自治领（首府东京），换取他们的华鼎公司（纺织垄断，1817年建立）的棉布、永恒集团（交通垄断，1848年建立）的铁路零件，以及来福公司（餐饮垄断，1844年建立）的速溶咖啡技术。这种互补性贸易，远比纠结于三百年前的失地更有意义。”
教育部长阿斯卡拉特推了推眼镜，镜片后的目光闪烁着理想主义的光芒：“从文化角度看，联合帝国的教育体系与我们的古典人文主义有共通之处。他们的中央帝国大学（1662年建立，总部帝都）和启元大学（1665年建立，总部魔都）虽位列世界前五，但其教育理念强调实用主义与科学精神，与我们的萨拉曼卡大学传统形成有趣互补。我们是否可以推动两国高校间的交换项目？比如派遣我们的古典文学教授去启元大学讲授塞万提斯，同时邀请他们的工科学生来马德里理工大学学习？”
驻联合帝国帝都大使埃斯拉瓦伯爵清了清嗓子，他从随身携带的皮质公文包里取出一本厚厚的观察笔记，封面上烫金的“远东札记”字样在火光下闪烁：“首相先生，各位阁员，我在帝都的八年任期，让我深刻体会到联合帝国内部的复杂性。他们的首相张凌云（北方党党首）虽年仅二十八岁，却凭借铁腕手段整合了北方党、南方党、南洋党等多方势力。新任驻马德里大使孙近海，作为南洋党人，其主要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