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国家，作为我们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培养基地？你想让他们学习什么？学习伦敦金融城如何剥削全世界？学习巴黎沙龙里的腐朽资产阶级文化？学习华尔街如何制造经济危机吗？这根本不是技术问题，这是路线问题！是原则问题！”
连之前支持有限留学的红军总司令谢尔盖·加米涅夫也持保留态度：“从纯军事角度看，分散派遣意味着情报泄露风险的倍增。我们无法保证在英国剑桥大学或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实验室里，没有隐藏的军情六处或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我们的学生接触到的技术信息，很可能被对方严密监控甚至篡改。集中资源于联合帝国一处，虽然也有风险，但至少便于我们集中力量进行防范和反制。”
克拉辛试图辩解：“同志们，我强调的是极其有限的试点，并且是在最严格的政治审查和保密纪律下……”
但他的声音很快被更多的反对声淹没了。与会者几乎一边倒地批评他的提议，将其视为一种危险的、偏离正确政治方向的“投降主义”苗头。会议室里充满了“帝国主义阴谋”、“思想腐蚀”、“政治幼稚”之类的尖锐词汇。
在整个过程中，斯大林始终一言不发。他深深地吸着烟斗，灰色的烟雾袅袅升起，模糊了他那张惯常毫无表情的脸。他的目光低垂，似乎专注于面前那份关于留学生管理委员会筹备进度的报告，又似乎穿透了纸张，在权衡着更深层次的东西。他听到了克拉辛基于技术多元化的务实考量，也听到了季诺维也夫等人基于意识形态纯洁性和政治安全的强烈警告。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苏联正处在资本主义包围的孤岛上，每一步对外接触都如履薄冰。扩大留学生派遣范围，固然可能带来更广泛的技术视野，但也无疑会大大增加政治风险和党内纷争。在目前巩固内部权力、应对粮食危机和加速重工业建设的首要任务下，是否值得去冒这个险？
当争论的声音逐渐平息，所有人都将目光投向这位最终的裁决者时，斯大林缓缓地放下了烟斗。他没有直接评价克拉辛的提议，而是用他那特有的、不带感情色彩的平稳语调，对契卡负责人捷尔任斯基说道：“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关于首批派往联合帝国留学生的政治审查和党支部组建方案，必须尽快落实。我要看到最可靠的人员名单和最严密的管理流程。这是当前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克拉辛，却没有停留，而是转向全体：“至于其他方向的派遣问题……目前条件还不成熟。我们需要集中精力，先把联合帝国这条路走稳、走通。散会。”
斯大林的表态，虽然没有直接斥责克拉辛，但以“条件不成熟”为由，实际上搁置乃至否决了扩大派遣范围的提议。这表明，在现阶段，维持意识形态的严格控制和政治安全的优先级，远远高于技术获取渠道的多元化。克拉辛默默地收起了自己的报告，他知道，在可见的未来，苏联学子走向世界的脚步，仍将仅限于联合帝国这一条充满戒备和猜疑的狭窄通道。而斯大林那短暂的沉默和最终的决断，则透露出他作为最高领导者，在理想与现实、开放与封闭之间，所进行的艰难权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