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德大臣（奥匈外交大臣）愿意用波黑的木材换，南洋党陈德康副党首的商队已经在萨拉热窝等着了，说‘一手交货一手交钱，华夏元结算’。”
凡尔登的雪还在下，杜邦和贝尔纳趴在新挖的掩体里。怀里的弹片被体温焐得发烫，斯特拉斯堡的印记像烙铁一样刻在心里。远处，法军的炮兵终于开始反击，南洋党送的迫击炮发出沉闷的响声，炮弹落在德军阵地边缘，炸起的雪雾里，隐约能看见克虏伯炮管的影子。
“听说了吗？”贝尔纳往嘴里塞了块硬饼干，“巴黎给我们换了新炮弹，南方党造的，林建斌副党首说‘引信是新的，保证炸’——用我们的香槟抵的账，周伯宜党首在魔都的酒吧里喝的就是这种，一瓶抵十发炮弹。”
杜邦没说话，只是摸了摸怀里的弹片。他知道，不管是德国的新型炮弹，还是法国的迫击炮，背后都站着联合帝国的四个党派，他们用华夏元、钢铁、橡胶和贷款，把凡尔登变成了赚钱的赌场，而他们这些士兵，不过是赌桌上的筹码。
炮火再次响起时，杜邦把弹片紧紧攥在手里。他想，如果能活着出去，一定要去斯特拉斯堡看看，看看那座造炮弹的工厂，是不是真的像弹片上的印记一样，刻着属于法国的名字。而现在，他能做的，只是在这片被炮弹反复犁过的土地上，多活一天，再活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