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萨沃伊酒店的会议室里，橡木长桌被记者们挤得满满当当。代表团团长冯·霍约斯伯爵坐在主位，金丝眼镜后的目光扫过面前的铜制麦克风，指尖在桌上敲出规律的轻响——桌布是维也纳产的丝绸，上面绣着哈布斯堡家族的双鹰纹章，与他礼服纽扣上的图案一模一样。
“诸位记者朋友，”伯爵的德语带着维也纳宫廷特有的柔和尾音，却掩不住话里的强硬，“关于波斯尼亚的教育改革，我想澄清几点。自1908年帝国正式吞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以来，我们已新建73所德语学校，现有学生人，其中87是波斯尼亚本地人。”他展开一份报表，上面用红笔圈着“自愿入学率”的数字，“他们主动放弃斯拉夫语课本，选择学习德语——因为他们明白，这不是压迫，是从野蛮踏入文明的必经之路。”
这话刚落，塞尔维亚《政治报》的记者米洛万·格利希奇就猛地站起来，钢笔在笔记本上划出刺耳的声音：“伯爵先生说‘自愿’？上个月萨拉热窝的塞尔维亚中学被强制改为德语学校时，校长彼得洛维奇教授被关进集中营，这也是‘自愿’？我手里有家长们的联名信，上面写着‘孩子被迫用德语背诵《哈布斯堡颂歌》，否则不准进教室’——这就是您说的‘文明’？”
“那是为了统一市场。”斯立刻反驳，语气带着一丝不耐烦，“波斯尼亚的铁路用的是维也纳的标准轨距，工厂的机器来自克虏伯，贸易用马克结算——不学德语，工人怎么看懂操作手册？商人怎么签合同？总不能让帝国的工程师天天带着翻译吧？”他突然提高声音，“就像联合帝国的中南联邦，用汉语标注铁路时刻表，用华夏元结算贸易，难道不是同样的道理？”
这话把焦点引到了联合帝国的副党首们身上。南方党副党首林建斌正和南洋党副党陈德康低声争执——昨天中南联邦的丝绸订单被南洋党抢了三成，此刻却难得地对视一眼。林建斌先开口，手里把玩着南方党总部发来的电报：“伯爵先生怕是搞错了。中南联邦的学校既教汉语，也教越南语、高棉语，丝绸厂的合同用两种文字书写——我们从不逼谁‘放弃’自己的语言。”他顿了顿，加重语气，“毕竟生意要做长久，得让人家心甘情愿。”
陈德康立刻接话，珊瑚手镯在桌上磕出脆响：“南洋联邦的橡胶园里，工人既学汉语，也学马来语、爪哇语，连记账本都是三种文字对照。上个月雅加达的纺织厂招工时，会说四种语言的工人优先录用——这才是真的‘文明’，不是靠禁令和集中营。”霍约斯一眼，“伯爵先生的德语学校，怕是招不到会说四种语言的学生吧？”
北方党副党首陈宏斌一直没说话，此刻突然敲了敲麦克风：“伯爵先生，北方党在波斯湾的石油站里，既有说汉语的工程师，也有说阿拉伯语的工人，我们给他们发两种语言的工资单。”他指着报表上的“事故率”数据，“语言不通才会出乱子，强行改语言，只会更乱。”他想起勒拿河驻军的军粮供应，朝鲜自治领用汉语和俄语双份清单，从没出过差错，“这不是文明不文明的事，是划算不划算的事。”
德国《总汇报》的记者突然站起来，他的笔记本上记着威廉二世的指示——必须支持奥匈的德语推广：“诸位别忘了，德语是科学语言！柏林大学的物理学论文、克虏伯的钢铁配方，都是用德语写的。波斯尼亚人学会德语，才能用上最新的纺织机、化肥——这难道不是进步？”
这话被印度帝国首相乔治亚公爵的秘书打断，他刚从德里收到电报，说印度的英语学校入学率正在下降，本地语言学校反而更受欢迎：“我们在印度也办英语学校，但从不禁止印地语。孟买的纺织厂用英语和印地语写操作规程，工人效率比只懂英语时高30。”他晃了晃手里的工资条样本，“上面既有英镑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