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丝连自己都不愿承认的茫然，缠在一起堵得他说不出话。
他成功了，可这是他第一次清醒地、主动地扣下扳机，夺走一个与训练营无关的陌生人的性命。以前在孤岛上的杀戮是被动的，是 “你不杀他，就会被他杀” 的绝境求生，那些倒在他刀下的孩子，和他一样是被困在黑暗里的猎物。
可这一次，他是带着 “杀手” 的身份，精准地猎杀了一个目标。指尖似乎还残留着扳机的冰冷触感，和第一次握枪时的寒意重叠，却又多了层洗不掉的血腥气。
从那以后，任务像雪片一样落在他手里。他记不清自己接了多少次，只记得每次任务结束后，在笔记本里画下的 “正” 字 ，一笔代表一条人命，如今那页纸已经画满了十四个完整的 “正” 字，还多了两笔，总共七十二条。
有的任务是他孤身一人潜入目标住所，在寂静的深夜里完成致命一击。有的是和组织派来的搭档配合，一个负责吸引注意力，一个负责执行刺杀。刀伤、枪伤成了家常便饭，有次被目标的保镖用钢管砸中肋骨，他咬着牙躲在垃圾桶后捱到天亮才敢去求医。
还有一次被流弹擦伤小臂，他蹲在废旧仓库里自己用烈酒消毒、用绷带裹紧伤口，每次都像在鬼门关外走了一遭，却又总能侥幸活下来。
他只失败过两次，且都是因突发状况打乱了计划。第一次是刺杀某政客时，对方临时改变行车路线。他埋伏在原定路线的废弃工厂里，等了三个小时才发现被摆了一道。
后来他花了半个月重新追踪，最终在政客的私人别墅外守到机会，却在搏斗中被对方的保镖打断了右腿。好容易跑出来，躺在廉价医院的病床上休养了三个月，拆石膏时腿上的肌肉已经有些萎缩。
第二次是刺杀一名军火商，他藏在酒店的通风管道里等待时机，却被对方的私人保镖发现，一颗子弹穿透了他的右肺，他忍着剧痛从通风口爬出来，跌跌撞撞跑了三条街才甩掉追兵。
那次捡回一条命后，他连爬三层楼梯都会喘得厉害，胸口的疤痕在阴雨天还会隐隐作痛，身体的衰败像警钟，敲碎了他对 “杀手” 身份的最后一点容忍，退出组织的念头第一次变得如此强烈。
他摸着胸口的疤痕，在深夜里拨通了组织联络人的电话，声音沙哑地提出申请。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只丢下一句 “等通知” 便挂断了。一个月后，联络人终于回复，语气里带着不容置疑的冰冷：“可以退出，但必须完成最后一次任务：刺杀欧洲富豪索恩。”
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他只能接下。从美国纽约出发，横跨大西洋回到欧洲，抵达索恩所在的苏黎世时，秋天的冷雨正淅淅沥沥地打在街道上。他在离索恩别墅三条街远的地方租了间小公寓，每天清晨换上不同的装扮：有时是穿着工装的水电工，扛着工具包在别墅附近的街区 “检修线路”。
有时是戴着旧毡帽的流浪汉，蜷缩在别墅斜对面的咖啡馆门口，借着取暖的名义观察进出的车辆。有时是西装革履的商务人士，拿着文件夹在别墅外的车道旁 “等待会面”。
整整一个月，他把索恩的作息、保镖的换班时间、别墅的监控位置都记在心里，画满了三张草图，却始终没找到合适的机会。索恩的防范意识远超他以往的任何目标，身边常年跟着四名贴身保镖，别墅的围墙装着红外线警报，连花园里的狗都是经过专业训练的护卫犬。
直到第五个星期，他从别墅的佣人那里听到了消息： 索恩要在周末举办一场生日派对，邀请了上百名宾客。这个消息像一道光，让他沉寂了一个月的神经终于紧绷起来。
他立刻开始制定周密的计划：武器选了一把改装过的 p226 手枪，枪身被打磨得更轻薄，能塞进定制的皮鞋夹层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