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症状与永熙元年“镇水司暴毙案”卷宗中的记载如出一辙！更令人心悸的是，卷宗附带的一张简陋尸格草图虽模糊不清，但其中一名死者脖颈后侧，被仵作随意标注为“胎记”的一小片阴影，其扭曲的轮廓感，与永熙案卷中提及的“胸前诡异印记”虽位置不同，但那种难以言喻的扭曲意蕴，极为相似！
另一份《永熙三年，西山皇陵建材运输队遇袭案》的密档则记载，一支护送一批特殊祭祀石材的队伍在密林中连人带车神秘消失，三日后被发现全员毙命于偏僻山谷。尸体状态描述为“血肉枯竭，状若干尸，触之阴寒刺骨，唯胸前衣物有灼穿小孔，皮下隐见暗红扭曲纹路”。如此诡异的死状，最终结论竟荒唐地归结为“遭深山魈精怪吸食精气”。苏明远将此处“暗红扭曲纹路”的记载与永案卷中关于印记的详细描述进行比对，几乎可以肯定，这绝非精怪所为，而是同一种邪术在不同时期、或因施法者差异、或为适应不同目标而呈现出的标记变体！这清晰地表明，地宗对其核心邪术的运用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不断调整、演化，使其更加隐蔽、更具针对性。
其次，是那独特标记的多次浮现与形态演变，揭示了邪术的完善过程：
除了上述两案，苏明远还在另一份关于某位任职于漕运要害部门的巡察御史，在任上离奇“猝死”的加密档案附件中，发现了一句极易被忽略的记载——“验尸官注：尸身后背近心俞穴处，有铜钱大小、色若朱砂、触之阴寒的异常斑痕，初判为罕见胎记或陈旧性瘀斑”。结合《心得》中关于“邪力长期灌注或阴气汇聚点可能导致局部气血异变形成特殊印记”的论述，苏明远高度怀疑，这所谓的“胎记”，极有可能是地宗邪术在更早时期（或针对文官体质）所留下的、一种更为隐晦的印记形态！这标志着地宗对其手段的控制力在不断增强，印记从明显、集中的“符印”形态，向更分散、更易混淆的“斑痕”形态演变，隐匿性大增。
最关键的物质关联线索，也在不经意间浮出水面：
在一份纸张极为脆弱的《永熙四年，陇右道军械库附属银库失窃案》的现场证物清单角落，一行几乎褪色的小字，被苏明远锐利的目光捕捉到：“于库房西北角残破麻袋下，扫出少许泛幽蓝光泽之细微沙砾，质地阴寒，非本地已知矿沙，来源不明，暂存档备查。” 这“泛幽蓝光泽”、“质地阴寒”的描述，与当前税银案中“魂砂”的特性何其相似！虽然当时的勘验人员完全无法辨识此物，但其出现的地点（附属银库）和其独特的物理特性，几乎可以断定是地宗在早期活动中使用的、类似“魂砂”的媒介物质！这为地宗长期、有预谋地窃取蕴含气运或特殊能量的资源，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直接物证链条，将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案件，通过这种独特的“信物”隐晦地串联起来。
最终，一个清晰得令人不安的模式，逐渐在苏明远脑海中勾勒成形：
所有这些被从历史尘埃中重新打捞出来的旧案，如同散落的拼图碎片，被一条无形的线串联起来，指向同一个可怕的结论——地宗，绝非近几十年才突然崛起的势力，而是一个潜伏极深、传承悠久的恐怖组织。其核心阴谋——针对蕴含国运、生灵精气或特殊能量的重要目标（如税银、官粮、皇陵建材、军械库银）进行系统性窃取与破坏——至少从景泰末年到永熙初年便已持续进行，跨越了王朝更迭！他们惯用同源或高度相似的邪术来清除障碍、灭口知情者，手段残忍而隐蔽，并极其善于利用“怪病突发”、“精怪作祟”、“意外事故”等民间易于接受、官府易于结案的借口来误导调查、掩盖真相。其活动范围遍布江南水乡、京畿重地、西北边陲等截然不同的地域，显示出惊人的组织协调能力与渗透力。
而永熙元年的漕运税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