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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世祖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蒙元三路大军会师于杭州城下,南宋太皇太后谢道清见大势已去,未做任何抵抗,便遣使奉传国玉玺及降表,至元军大营乞降。
这座坚城,不战而下。
南宋灭亡后,杭州作为前朝都城,成为了“隳城令”的重点。元军不仅拆毁了所有城楼、雉堞、弩台等防御设施,此后七十馀年间,更是任其风吹雨打,不加修缮。
以至于近年来部分城墙因墙芯夯土坍塌,连防盗防贼都成了问题。
期间,并不是没有江浙行省官员看出隐患,但谁也不敢轻易上奏元廷,请求修复前朝都城城墙,这无异于授人以“心怀异志”的口实。
去年徐寿辉部将项普略、彭莹玉率红巾军自徽州路攻破昱岭关后,数日之内连克昌化、于潜、临安、馀杭四城,随即如入无人之境般杀入杭州城内。
事实上,当时的杭州路也确实是“无人之境”——得知昱岭关失守的噩耗后,江浙行省的高官们便果断放弃了这座无险可守的“巨城”,仓皇逃往周边诸路“搬请救兵”。
只留下一个职位不低的“替死鬼”参知政事樊执敬象征性地守城,最终其夫妇双双战死。
后来,江南浙江道肃政廉访使孛兰奚从绍兴路、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教化从湖州路分别发起反攻,击破项、彭联军的外围部队后攻入杭州,同样得益于杭州城防的缺失。
——元军反攻入城,也并不比红巾军困难多少。
将徐宋兵马赶出杭州路境内后,也曾有官员提议重修杭州城防。
但彼时杭州刚遭战火揉躏,百废待兴,且主帅卜颜帖木儿正率元军主力在前线与徐宋大军激战。坐镇后方的庆童需倾尽全力为前线筹措转运粮草,哪里还有馀力去重修周长三十多里的巨城?
最终,他只是象征性地命人修补了部分坍塌最严重的墙芯了事。
待到石山率红旗营攻占集庆路,顺大运河南下、直扑杭州的战略意图已昭然若揭时,庆童便再次面临艰难而迫切的决择:到底要不要重修杭州城防?
若能迅速将杭州城墙修复如初,他自然不惜钱粮。但现实是如此庞大的工程,在荆湖、浙北两个主战场都急需海量钱粮、丁壮的前提下,仓促之间根本不可能完成。
若不顾两边战局危急,强行将所剩无几的人力物力投入这个短期内注定无法完工的“无底洞”,那么很可能城墙还未修到一半,石山的大军就已经兵临城下。
届时,无兵可用的杭州,依旧是一座不设防的城池。
权衡再三,庆童最终选择了一个看似折中的方案:不做大规模重修,而是进行“两手准备”。
一方面,他将江浙行省所能调集的大部分生力军,集中到城防相对完好的平江路(苏州),意图依托这座坚城,将红旗营主力阻挡在长江沿线。
另一方面,则对杭州城防进行一些在短时间内能够完成的修补和加固,例如堵塞部分不重要的城门,加高少数地段的矮墙等。
庆童寄希望于“平江防线”能发挥作用,若能配合方国珍那支熟悉水战、来去如风的海寇部队驻守刘家港,反复袭扰红旗营的后方粮道,或可迟滞甚至拖垮石山进军的步伐。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
他这“妙策”的关键一环,坏在了素无信义的方国珍身上。此獠屡降屡叛,与元廷之间本就没有信任基础,加之这期间红旗营袭杀了元廷使者,更导致方国珍与元廷关系再度破裂。
结果,方国珍非但不肯出兵助战,反而趁火打劫,出兵攻占了台州路治所临海县,使得本已糜烂的浙东局势雪上加霜,也彻底打乱了庆童的防御部署。
结果便是驻守平江的蛮子海牙独木难支,平江路最终失陷。
江浙元军也因此失去了最后一支能够机动作战的野战反击力量。湖州路和嘉兴路兵力空虚,在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