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了眼桌上摆的座钟。快要十一点了，我必须快点写。
因为很快整座房子就会彻底安静下来，亨利会踩的楼梯吱吱作响，手里会捧着一杯热牛奶，来到三楼接我。这是他习惯，等我喝了牛奶，我们会一起去卧房，准时十二点上床睡觉。
所以，我要抓紧时间。
事情还要追溯到一个月以前。
十一月三日是母亲去世三十四周年忌辰。我和亨利自从搬到华府，已经有四年没回去祭奠了，于是今年他带着我回到了波士顿。忌日那天，我们一家人去母亲坟前祭奠，完了之后，晚上有个小型的聚会，来的都是亲属，或者父亲和母亲以前的朋友。
宴会上，我遇到了一位许久未见的熟人——我上学时女子学校的校长，伊丽莎白·阿加西斯夫人。
女子学校是她和丈夫路易斯·阿加西斯④建立的。我第一次见到路易斯·阿加西斯先生，是在入学式上。我很早就从父亲口中听说过他，说实话阿加西斯先生在帕克小屋里每月举行的“周六俱乐部”聚会，在波士顿学界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入学典礼上，在场的学生都可以问他一个问题，而我大着胆子问，女子什么时候可以加入“周六俱乐部”，引得他发出了大笑。他的回答让我心生敬佩，他说：“只要解开那个谜题，任何人都可以加入，无论男女老少，希望有一天你能够加入。”
“周六俱乐部（the-Saturday-Club）”的成员称自己为“科学流浪者”——那不过是他们自我嘲弄的方式，这群头脑顶呱呱的科学先锋们，竟将自己比作乞丐和那不勒斯的流浪者，每每想到这个称呼，都让我忍俊不禁。然而，正是这群科学流浪者在聚会时，为我们的国家勾勒出了一所科学研究院的结构草图。内战爆发时，我作为一名美国卫生会志愿者参战，那时候有许多市民都想为战争尽一份力，他们积极提交个人发明。北军的将军们才发现，这些发明对作战有巨大的帮助。二月，阿加西斯先生得到了马赛诸塞州议员亨利·威尔森的支持。在威尔森的帮助下，他们重新拟定了一个议案。这份议案很快被递到了议会，三月三日林肯总统签署了一份国会法令——美国国家科学院成立⑤。
我最后一次见到阿加西斯先生，是在内战结束后。他为我颁发了“女子学院代表人物奖”，并称赞了我，他说为我感到很自豪，那天我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息。之后他们夫妻两人前往巴西进行了两次探险。很可惜，我婚后一年，听说他过世了。
再次见到校长伊丽莎白·阿加西斯夫人。她并不像是我在学校上学时那么严肃，而且我们又都喝了点鸡尾酒，当时气氛很轻松——丽兹，她让我这么亲切的叫她，我们谈了许多。
她说，孩子，自从上次一别，许多年过去了。再次见到你，看到你的左手上多了一枚闪闪发亮的结婚戒指，我本应为你高兴。可是我发现，尽管你一直在笑，但看上去并不开心。
我从没想到有人会这么细致入微的观察我，体会到我内心深处的感受。
我沉默了片刻，对她说出了心里话。把对现实生活的一些不满，特别是我并不愿意从波士顿搬去华盛顿特区这件事全部倾诉了出来。我不喜欢那边的氛围，尽管我的生活表面上变得显贵了许多，却如空中楼阁般的空虚。我第一次告诉别人，我想当一名职业的摄像师，将来开一家店，专门为人们照相，这就是我想追求的梦想。
我说起了母亲对我的要求——“追求自我，实现梦想”——可我现在一定很让她失望。
丽兹微笑的说，她与我母亲是旧相识，而且从我祖母那辈开始，我们家的女子就是追求自由和独立的典范。她偷偷的告诉我，当年我母亲嫁给父亲时，曾有人表示这桩婚事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