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不再局限于一条清晰的战线，而是扩散到了整个河岸区域，每一处河湾、每一片芦苇荡、每一座废弃的房屋都可能爆发突然的死亡接触。
日军被这种无处不在的抵抗激怒了，也更加谨慎。他们调来了更多的山炮和野炮，对怀疑有守军的区域进行更长时间的炮火准备，甚至动用飞机进行低空扫射和轰炸。炮火将河岸的芦苇点燃，熊熊大火和浓烟遮蔽了视线，也给守军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和伤亡。
在一次日军重点进攻汀泗桥上游一处高地支撑点的战斗中，防守该地的一个营伤亡过半，营长阵亡，阵地岌岌可危。戴安澜闻讯，亲自率领师部警卫连和一个预备队排驰援。他们冒着日军的炮火，沿着一条隐蔽的交通壕冲上阵地。此时，日军己经突破了前沿，双方在残破的战壕里展开了惨烈的白刃战。
戴安澜身材高大，手持一把上了刺刀的中正式步枪，怒吼着冲入敌群。他格挡、突刺，动作迅猛有力，接连捅翻了两名日军士兵。警卫连长紧随其后，用驳壳枪连连射击，打倒试图靠近的敌人。士兵们见副师长亲自冲锋，士气大振，纷纷怒吼着挺起刺刀，与日军绞杀在一起。刺刀的碰撞声、怒吼声、惨叫声、手榴弹在近距离的爆炸声混杂在一起，战壕内血肉横飞，每分每秒都有人倒下。最终，在付出巨大代价后，这股突入的日军被全部歼灭，阵地暂时稳住。戴安澜的军装上溅满了血污，左臂也被刺刀划开了一道口子，但他毫不在意，立刻指挥幸存者抢修工事，准备应对下一次进攻。
就是这样，周振强的42师，像一块坚韧的牛皮糖，牢牢地粘在汀泗桥至赵李桥的广阔地域。他们没有与日军进行孤注一掷的决战，而是通过灵活的战术、顽强的阻击和频繁的袭扰，将日军追兵死死地拖在了陆水河沿岸。每一天，每一个小时，日军都要为前进付出代价。周振强精确地掌握着阻击的节奏，当某个支撑点压力过大时，他会果断命令部队在夜色或烟幕掩护下撤离，转移到下一道预设阵地，继续重复着阻滞、消耗、再转移的过程。
这场持续多日的、看似零碎却无处不在的阻击战，极大地消耗了日军的锐气和兵力，有效地迟滞了其沿粤汉铁路线西犯的速度，为第26军主力乃至整个武汉撤退部队向湘北转进，赢得了不可或缺的宝贵时间。当42师最终完成阻击任务，有序撤离汀泗桥地区时，身后的陆水河畔，早己留下了无数敌我双方将士的遗骸，河水为之染赤，古老的石桥上也布满了累累弹痕，再次见证了一场关乎国家命运的血战。
对于胡献群的装甲团和冯连桂的炮兵团而言， 这场撤退更是一场技术与意志的双重考验。
装甲部队目标大，后勤依赖强，在撤退中极易被咬住。胡献群和廖耀湘将还能行动的坦克、装甲车分散配置，组成数个机动突击群。他们不再固守一地，而是像救火队一样，哪里防线告急，就冲向哪里。利用坦克的突击火力和装甲防护，对追敌的步兵纵队、炮兵阵地甚至轻型坦克进行短促而猛烈的反击，往往能起到一锤定音的效果。但每一次反击，都伴随着损失。一辆德制一号坦克在掩护步兵撤退时，被日军速射炮击中油箱，瞬间燃起大火，车组人员无一幸存。另一辆缴获的日军轻型坦克则因机械故障被迫遗弃，在撤离前被工兵彻底炸毁。
冯连桂的炮兵团则扮演着“战场守护神”的角色，也承受着最大的“割肉”之痛。炮兵的转移远比步兵缓慢和困难。在每一处预设阻击阵地，冯连桂都指挥炮火进行最猛烈的急袭，尽可能多地杀伤日军有生力量，为步兵撤退创造条件。但每当部队需要转移时，那些过于沉重、骡马难以拖拽或卡车不足的苏制115榴弹炮和德制150重型榴弹炮，就成了无法带走的累赘。每到此时，冯连桂都会铁青着脸，亲自监督炮兵们将最后几发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