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普车在颠簸的公路上驶向武汉，越靠近这座战时首都，空气中的紧张感便越发浓烈。车抵武汉，程廷云立刻感受到与鄂北整训基地截然不同的气氛。市区表面依旧喧嚣繁华，长江码头上帆樯如林，街道上人流如织，报童仍在叫卖着振奋人心的消息。但仔细看去，许多机关门口己在打包搬运物资，街角张贴着疏散引导的告示，防空掩体的标志随处可见。日军飞机空袭的警报声不时凄厉地划破长空，提醒着人们战争己迫在眉睫。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沉重预感，如同长江上弥漫的水汽，笼罩着这座岌岌可危的江城。
最高军事会议在武昌珞珈山蒋公馆召开。会场气氛庄重肃穆，将星云集。除了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陈诚等最高军事当局领袖，李宗仁、程潜、薛岳等各大战区长官、集团军司令赫然在列。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凝重，香烟的烟雾在室内缭绕，仿佛每个人心头的阴霾。程廷云的到来倒是引起了不小关注。这位刚刚在台儿庄打出赫赫威名的“黄埔之光”，以其独特的留学德国背景和显赫战功，成为会场焦点。何应钦、白崇禧、陈诚等军界要员均与他握手寒暄，言语间多有赞许，但目光深处各异的神色，却让程廷云感受到无形的压力。
会议的核心议题只有一个：武汉会战的战略部署。 巨幅的华中军事地图上，清晰的蓝色箭头从南北两个方向，如同两支巨大的铁钳，首指武汉。日军企图沿长江溯江而上攻克武汉，并同时从大别山北麓南下，意图合围并占领中国这最后的政治、军事、经济中心，彻底摧毁中国的抵抗意志。
“情报确凿，”参谋总长何应钦用教鞭点着地图，语气沉重，“倭寇己调集华中派遣军（畑俊六大将）、第11军（冈村宁次中将）为主力，辅以华北方面军部分部队，海军第三舰队游弋长江，总兵力约三十万，飞机数百架，舰艇百余艘。其势汹汹，志在必得。预计其进攻发起时间，应在七月以后，待洪水期稍退。”
随后，军令部长徐永昌阐述了初步拟定的作战计划：“保卫大武汉之作战方针，在于以外线之势，依托鄱阳湖、大别山、幕阜山等天然屏障，构筑数道防线，节节抵抗，逐次消耗敌军，争取时间，以空间换时间，粉碎敌速战速决之企图。我军拟分为江北、江南、武汉卫戍三个兵团，第九战区（陈诚）负责长江南岸，第五战区（李宗仁）负责长江北岸及大别山方向，层层设防，与敌持久周旋…”
会场内争论激烈。有将领主张应吸取淞沪、徐州教训，不应再过于重视一城一地之得失，必须避免主力决战，以保存有生力量为第一要务。亦有将领慷慨陈词，认为武汉地位至关重要，国际观瞻所系，必须不惜代价，坚守到底，予敌重创。
程廷云在发言中简要汇报了第26军整训情况，并强调了装甲部队在防御作战中用于战术反击的重要性，获得了不少务实将领的认同。他深知，武汉地处江汉平原，核心区域无险可守，若一味死守，恐重蹈徐州覆辙，甚至可能输掉整个抗战的家底。但若不战而退或稍触即退，于民心士气、国际影响皆难以交代。关键在于这个“度”的把握——如何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长的时间，并最大限度地消耗敌人。
会议间隙，蒋中正单独召见了程廷云。蒋介石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身着便装，目光锐利地打量着眼前这位得意门生，也是让他心情最为复杂的学生之一。他并未立刻让程廷云坐下，而是缓缓开口，带着浓重的浙江口音：“慕白，台儿庄一役，你打得很好，没有辜负我的期望，也没有辜负党国的期望，第26军，打出了黄埔的威风。很好。”
“校长谬赞，此役上赖校长及李长官运筹帷幄，下赖将士用命，友军协力，廷云不过尽军人本分。”程廷云恭敬回答。
“嗯，不居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