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这个国家拟人化了。他们希望大宋是完美的道德君子，并认为其他“小人”（西夏）和“强人”（大辽）会看见道德君子就自惭形秽，被其感化，从此与君子交好，君子就不用担心再被人抢被人揍了。正因如此，元祐年间，西夏对大宋已经连年失利，不构成对大宋的威胁，也没有向大宋索要失地。但主张弃地的元祐大臣，如韩维认为，大宋占据“西夏的领士"缺乏合理性，应该把"西夏的领土"还给西夏，这样大宋才是修德修仁的道德君子。
司马光也认为，由于西夏主动攻打大宋不讲礼仪，大宋才更要彰显高尚的礼仪。西夏并未提出让大宋还地的要求，大宋仍可主动宣布还地。西夏得到意料之外的赏赐，一定会感恩戴德，世代臣服。还有大臣，如范纯仁和苏辙认为，直接强迫西夏接受还地，也是逼迫西夏，是不道德、不合礼仪的。他们应暗示西夏来索要土地，然后以还地为基础与西夏签订新的和平协约。这样大宋就站在道德和礼仪的制高点。西夏再有奸谋，就会“人神共愤"，自取灭亡。
也正因如此，当大宋给西夏送地，西夏和青唐以为大宋衰弱而举兵犯境时，元祐大臣没有提议整备兵戈、重修堡城，而是提议在边塞张贴榜文，细细阐明哲宗继位后对西夏的各种恩赐。西夏国主就会感到惭愧和敬畏，无法号令下属，大宋必取全盛。
更正因如此，种谊、范育等人将西夏与青唐打退后，苏辙才会要求罢免种谊、范育等人，认为他们抗击西夏和青唐打过了头，打到了西夏境内，夺取了西夏的土地，让大宋陷入了道德困境。
他指责朝中支持种谊的人背弃儒者所学，贪小利而失信夏人。此次战争“夏人引兵十万，直压熙河境上，不于他处作过，专于所争处杀人"，是“此非西人之罪，皆朝廷不直之故"。大宋应该继续割让兰州，以重新站回道德的制高点上。而以上关于割地求和便能永保和平的提议和执行，都在大宋内部讨论，没有和西夏进行任何谈判商定。大宋以为自己道德了，西夏就一定会遵循自己的道德。
割让四寨给西夏的决定，大宋甚至是以"下诏”的方式直接“施恩"西夏，命令西夏拿了地就别再起争端。等西夏拿了地后继续攻打大宋，大宋高太后和元衫大臣就跳着脚破防，觉得西夏人你咋这么不道德。然后呢，西夏人不道德，大宋人就要更道德，循环往复了。从后世人，尤其是现代人的三观来看，仿佛在看一种不可名状之物。可在当时看来，司马光、苏辙等人的主张才是主流思想，才是站在道德制高点，是重“正名"而轻“小利”。他们并不是“卖国求荣”，擅起兵事的才是“卖国求荣”。
自宋太宗北伐失利之后，整个大宋从朝堂到士林之间的风气就转向了病态地恪守国家的道德。宋人比起军事更重道德，因道德和礼仪而自信。辽国打了胜仗，但他们是不道德的，所以大宋仍旧强于辽国。发展到宋仁宗时，整个国家主流思想已经异化到了连大宋打了胜仗，因为大宋不道德，所以大宋仍旧输了的论调。
曹暾对司马光、苏辙等人没有太大恶感，也是因为如此。宋高宗、秦桧，以及后世的卖国者是知晓对错，知道自己在卖国，他们的行为就是奔着犯错去的。他们自己都知道自己是罪人。而元祐党人则是延续宋太宗以来的宋儒和大宋朝廷的主流观点。当时整个大宋就是以此为道德准则，整个社会都认为他们才是正义的一方一一其实一些庆历君子的思想和他们差不多，只是没有付诸实践。曹暾不尊重，但理解，知道他们是历史局限性，倒不是真的坏。程颐还在侃侃而谈，说的都是大宋如今主流的陈词滥调。不过因为大宋没赢，所以他倒是没有说大宋赢了也不道德，只说西夏人赢了大宋不道德，所以大宋还是比西夏强。
在场的人频频颔首，即使是张载等长安边民，也没有对程颐的话有任何异议。
曹暾看向范仲淹。
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