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年，一月。东京。
飞回东京的航班降落时，已是深夜。吉永小百合坐在靠窗的位置，望着窗外星星点点的灯火，心里空落落的。
她不由想起了前一段时间，从香江坐着飞机回到东京那时候。那时候她满心满眼都是离别的思念，香江的阳光，香江的海风，香江的那个人，都留在了身后。她带回来的，只有一腔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和掌心那枚小小的玉佩——是他临别时塞给她的，说“戴着，保平安”。她握在手心里，玉石温润，还带着他掌心的温度。
不知不觉，时间又过去了这么久。
机场外，冷风扑面而来，东京的冬天比香江冷得多。她裹紧大衣，低着头快步走向停车场。经纪人在车上等她，看到她出来，松了口气。“小百合小姐，您总算回来了。公司那边……”她摆摆手，不想听。“先回家。”
车子驶入夜色中的东京，街道两旁的霓虹灯闪铄，却掩不住这座城市的疲惫。一九六八年的东京，繁华的表象下，是暗流涌动。
吉永小百合靠在车窗上，望着那些熟悉的街景，忽然觉得陌生。她在这里生活了二十多年，从十三岁出道到现在，整整八年。她以为自己已经习惯了这座城市的一切——习惯了片场的灯光，习惯了记者的闪光灯，习惯了那些或真或假的掌声和赞美。可此刻，她只觉得累。
回到家，她打开门，屋里黑漆漆的，静悄悄的。母亲还没回来，大概又在医院陪父亲。父亲的身体越来越差了，医生说需要长期静养，可家里哪有那个条件？她一个人站在玄关，没有开灯，就在黑暗里站着。然后，她拿出那枚玉佩，贴在胸口。成良，我回来了。她在心里默默地说。可是，你在哪里？
第二天一早，吉永小百合来到日活公司总部。这栋曾经气派的大楼，如今显得有些破败。走廊里的墙皮脱落了，没人修；电梯坏了，只能爬楼梯；连前台那个接待小姐，都换成了更年轻、更便宜的实习生。公司的境况，比她想象的还要差。
“小百合小姐，您回来了。”助理导演山本迎上来，脸上带着勉强的笑，“社长在等您。”
她点点头，跟着山本上了楼。社长的办公室在走廊尽头，门半开着，里面传来烟雾和说话声。她敲了敲门，走进去。
日活的社长姓堀，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头发花白，脸上皱纹很深。他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摊着一堆文档，烟灰缸里塞满了烟头。看到她进来，他抬起头，眼神里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小百合，坐。”
她在沙发上坐下，等着他开口。堀社长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这次去韩国的活动，感觉怎么样？”
“还好。”
“新电影在那边的票房呢？”
“应该还可以……”
堀社长点点头，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把一份文档推到她面前。“你看看这个。”
吉永小百合拿起来，翻了几页，脸色渐渐变了。那是一份新的合同，片酬被砍了一半，而且增加了一条——演员必须服从公司的所有工作安排，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她抬起头，看着堀社长。“这是……”
“公司现在的情况，你也知道。”堀社长避开她的目光，“电影不好卖，电视台又不肯多给钱。我们得想办法活下去。”
“可是，这条——”
“小百合。”堀社长打断她，声音有些疲惫，“你在这个行业干了八年，应该知道规矩。现在不是以前了，你不能只演你想演的角色。公司需要什么，你就得演什么。”
吉永小百合看着他，心里涌起一股说不出的寒意。她知道他说的“需要什么”是什么意思。
去年，公司已经开始拍那种电影了——低成本，快节奏，靠女演员的身体吸引观众，被很多人称为“粉红电影”热潮。
她看过那些剧本，每一个都让她恶心。可公司要她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