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孙皇后看向萧然，语气里满是感激：“小郎君有心了！”
“寻常人给作物改名，要么求吉利，要么图寓意，小郎君想着把这好东西跟兕子扯在一块，既让百姓记着土豆的好，也让这孩子往后多份念想。”
李世民见长孙皇后都这般欢喜，干脆放下茶杯，朗声道：
“好！就依你！往后这土豆，便叫‘兕子豆’！”
“朕回头让人拟道旨意，传去各州府，不单说清这豆子的种植法子，更要写明这名字的由来！”
李丽质也是打心底为小公主感到高兴，这种造福万千百姓的事情，自然是功德无量的。
心里还有点小羡慕。
萧然太宠小公主了。
“既然现在改名来得及，那红薯也改一下，以后就叫贞观薯吧！”
“世伯，你以为如何？”
“贞观”是李世民的年号，更是大唐“励精图治、百姓安居”的时代符号。
贞观之治的内核是“轻徭薄赋、劝课农桑”，而红薯作为能高产、解饥馑的粮食作物，恰是这一治国理念的具象化载体。
用“贞观”冠名，相当于给红薯打上“国家认证”的烙印。
对朝廷而言，作物与年号绑定，意味着推广红薯不再是“民间小事”，而是“贞观年间惠及百姓的国策”。
各州府接到旨意时会更重视，毕竟这关乎“贞观盛世”的民生政绩。
对百姓而言，“贞观薯”的名字会让他们直观感受到“这是陛下在贞观年里给我们的好东西”。
种植时会更有信心，也会在食用时联想到王朝的体恤，间接增强对大唐的认同感。
也是萧然平衡“私人温情”与“公共属性”，兼顾帝王心与民生需要。
此前土豆改“兕子豆”，是偏私人化的温情表达。
借作物名字记念小公主，藏着萧然对小公主的偏爱，也让帝王家多了份烟火气。
但红薯作为同样重要的粮食作物，若再用私人化命名，难免显得“厚此薄彼”，也弱化了其“普惠天下”的公共价值。
用“贞观薯”转向“公共层面”，既避开了“只偏宠小公主”的潜在问题。
也让两种作物的命名形成“一私一公”的互补。
土豆是“帝王家的温情记忆”，红薯是“贞观朝的民生符号”，既保留了人情温度，又不失国家推广的格局。
对李世民而言，这更是对他治世功绩的隐性认可。
“贞观薯”的流传，相当于让“贞观”这个年号与“解决百姓温饱”的功绩深度绑定，后世提及红薯，便会想起贞观年间的利民举措，这比任何赏赐都更能彰显他的帝王成就。
同时也贴合时代传播须求，降低推广阻力。
大唐疆域潦阔，各州府对“新作物”的接受度参差不齐，而“贞观薯”的名字自带“官方权威性”。
不同于“红薯”这类通俗叫法，“贞观薯”的命名里有“朝廷意志”的隐含信息。
地方官在推广时无需额外解释“这是陛下重视的作物”，单靠“贞观”二字就能让基层不敢怠慢。
同时，“贞观”二字朗朗上口，便于百姓记忆和口口相传。
比如农户间聊天时说“今年种了陛下的贞观薯，收成好得很”。
既易懂又能传递出“作物与朝廷相关”的信息，加速推广速度。
李世民刚端起茶杯要啜饮，听见“贞观薯”三个字，手猛地一顿。
杯沿离唇半寸远就停住了，眼底掠过一丝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