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北方四路五千万户吧，那么一户全部放麦贷则是十二斗，放粟则是三十多斗，宋朝内治还可以的，能放那么多青苗贷吗？或者再做一个比喻，整个宋朝的两税，高者不过五亿多，中者是四亿多，有时候灾害大了，也有三亿多。再看看青苗贷换算成麦粟后的数字！
放不下去怎么办？于是往城市里放，往南方放。
好了，王安石与吕惠卿所承诺的不摊派，不扩大，一起不攻而破。
再说青苗贷本身的收获，现在没有，但在最高峰时，净收入达到四百多万贯，这是官府在经营，净收入是四百多万贯，毛收入可能会有八百万贯。
八百万贯，如果按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的人民币价值来计算，最少达到了四十亿人民币，按照宋朝此时人口，每人要摊派三十多元人民币。请不要忘记了，这是在宋朝，一个落后的年代，可能全世界所有国家总税赋不过两亿来贯。而且与银行性质不同，银行发放的对象是商人，企业家，它发放的对象则是平民百姓。
然而为什么王巨不推出更先进的银行措施，只请问一句，货币呢？难道成立银行，也以布帛为货币吗？
所以随着春天到来，青苗法所产生的弊病越来越多。
来了！
这么多漏洞，况且去年起在司马光等人宣传下，变法与吕惠卿就已经被丑化。如何不来！
先是范镇上书，常平仓起于汉之盛时，贱则贵而敛之恐伤也，贵则贱而散之恐伤民。这就是常平仓的用意，粮贱了，国家出钱帛购买，提高粮价，提高农民收入，粮贵了，则将常平仓的储粮卖出，调控粮价，打压奸商的囤积居奇。表面上看是对的，实际呢，这个粮食储存的损耗，范先生，你看到了吗？然而正是这些似是而非的言论，颇迷惑人。
然后范镇又说，而青苗者，唐衰乱之世忽为，苗者青在田，钱估其直，收敛未毕，而必其偿，是盗跖之法也。今以盗跖之法而变唐、虞不易之政，此人情所以不安。迺者天雨，毛地生毛，天鸣地裂，皆民劳之象也。惟陛下观天地之变，罢青苗之举。
右正言李常与孙觉接着上书，青苗法起初说是二分利，只试验于河北陕西数路，不得抑配。然而提举官则以多散为功，包括京城都变成了三分利，然后强行抑配，不管需不需要这个青苗贷，第一等户给十五贯，第二等给十贯，第三等给五贯，第四等给一贯五百，第五等给一贯。民间喧然，而王广廉人等，则称民间欢欣鼓舞，歌颂圣德。
这确实是事实，那么当真一点都不好吗，不久李定来了，他说是好的，然而同样是事实，这个原因何在？
于是赵顼下诏，诸路常平、广惠仓散给青苗钱，本为惠恤贫乏，并取民情愿，今虑官吏不体此意，追呼均配抑勒，反成搔扰。其令诸路提点刑狱官体量觉察，违者禁止立以名闻，敢沮遏愿请者，案罚亦如之。
诏书到了中书，曾公亮与陈升之感到不对，取诏，削去最后一句。
为什么要削，既然施行了青苗法，想不抑配那是不可能的，除非不变法，不敛财。
只能说诏书警告一下，让各地官员不能做得太过份罢了。
然后到张方平。
张方平丁忧结束，回归朝廷，按例举言臣二人，张方平立举李大临与苏东坡。
李大临与张方平交集不大，但与苏东坡同为开封府推官，苏氏父子与张方平的关系那太深了，因为苏东坡，所以张方平顺带推荐了李大临。苏东坡本人现在颠三倒四，李大临受过文彦博恩惠，张方平与这两人交往，多少受了一些影响，而且王安石变法，确实弊病一大箩筐。所以张方平也上书议论了变法，但说得比较含蓄。
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