廷说出来他们管不了朝鲜的事。
同样他们也让清廷的官员说出了他们管不了台湾的事情。
就是在这次出使中，副岛种臣第一次提到了台湾问题，起因是两年前1871年，有两艘琉球商船漂流到了台湾，一艘飘到了清政府实际管辖的地域，得到了当地官府的良好救助，一艘漂流到了生番界内，结果被牡丹社的土著给杀人掠货了，这就是著名的牡丹社事件。
日本提出要求清政府惩罚生番，总理衙门的王大臣毛昶熙、董恂等表示：台湾之“生番”为中国政教政令所不及，是化外之民。日本人表示，“生番害人，贵国舍而不治，我却将问罪岛人。”
日本人摸清了在朝鲜和台湾问题上，宗主国满清不会直接干涉的态度。接着他们开始了解洋人的态度。
日本人此时最了解的洋人，一个是最早跟日本签订外交条约的俄国，两国瓜分了库页岛，另一个就是打开日本国门的美国。所以这两国的态度是重中之重。
副岛种臣就朝鲜和台湾问题获得美国公使镂斐迪的谅解，还得到俄使布策对日本的征韩不加干涉的保证。这个俄国使者，曾经在日本担任公使，跟副岛种臣私人关系很好，关系好到什么程度？副岛种臣从北亰离开的时候，直接委托布策公使代理日本在华的外交事务。
日本人之后还摸清，英法等国普遍比较同情日本，这些洋人不懂得东方的宗藩体系，也很烦东方式的礼仪，日本偏偏是采用西方外交习惯跟朝鲜接触的，在台湾问题上，日本则打着保护琉球属民的旗号，因此各国都比较认可日本。
日本做的足够好，所以他弄清楚无论在哪个方向发兵，都不会受到洋人的干涉。
日本外交上的这股灵巧劲，仿佛天生的一般，不得不让人叹服。
做到这里，他们欠缺的就是做决定的人回来了。做决定的人此时不在国内，而是出国访问去了。以岩仓具视为首的外交代表团，从1871年开始环球航行，其中包括了日本一半的高级官员，而且绝对不是充数的，是真正的一批决策者，其中包括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明治维新的元老级人物。使节团出访之前，跟留守国内的西乡隆盛等高级官员约定过，一切军国大事必须等世界谈出访回国后在决定。
日本使节团在欧美游历了两年，仔细考察了欧美的社会风情、政治制度，军事力量和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大大影响了他们的世界观。当他们回来后发现，国内的事情，国内的官员已经做完了一切铺垫，就等着他们做决定了。副岛种臣这种人还只是留守国内的官员，还不是出国见过市面的官员，所作所为就已经如此符合西方观念，不得不让人称奇。
但是国内留守的西乡隆盛等人主张的其实是征讨朝鲜，他们对台湾的兴趣不大，但出访官员们却不同意，他们认为不是时候，征讨朝鲜必须在日本国力强盛之后进行，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是，征韩论其实并不是西乡隆盛最早提出，而是使节团中的木户孝允提出的，但是出国转了一圈之后，他回国就开始反对征韩，显然在国外的游历对他思想的改变非常大。
不打仗，国内一大批失去了俸禄的武士如何安抚？这时候他们把目光盯在了台湾身上，反正清廷表示他们管不了台湾的生番，那么日本就出面管一管，正好给那些武士提供了用兵的地方。
之后日本人四处活动，得到了美国甚至是英国的支持后，租用了英美两国军舰各一艘，载着3600名武士登上了台湾的海岸，很快就跟当地的牡丹社土著发生了冲突。日本人势如破竹的将牡丹社打的大败，很快就得到附近其他藩社的臣服，联合起来将牡丹社赶尽杀绝。
这个牡丹社很有意思，说野蛮一点都不冤枉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