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支持法治的，如果老百姓觉得无处申冤，那才是最大的麻烦，王阳明是大圣人，他或许能够拿捏的好，但是他的行为，却给了很多懒政怠政的家伙们一个绝好的借口，那就是息讼自己省事，福健有一个县，好几年县令都没升过堂。
所以朱敬伦不但不主张息讼，而且鼓励有怨就及早打官司，在各地招募讼师，这些人熟读大清律例，然后派他们去香港的法庭上观摩，请香港的法官培训他们司法程序，当然他们不需要像英国法官那样，穿上滑稽的衣服，带上夸张的假发，他们穿的是官府，朱敬伦找人给他们定做的七品官府，也就是说他们在县里跟县令是平级的，但还给了他们审判县令的权力。
至于陪审员裁决制，换成了当地名宿裁决，为了让告诉双方感到公平，这个裁决团必须得到双方的认可，陪审员也起了一个新名词，叫做请命官意思是为民请命的意思。
法官是派出去了，慢慢的也有人来打官司，判决也大致能让人心服，判例慢慢形成，但是民告官的事情还是没有发生，朱敬伦的“信”也就一时还立不起来。
但是所有人都知道木至少立起来了，这就说明朱敬伦是想做点事的，能起到一种千金马骨的广告效应，也是不错的。
1863年，行政、司法的架子慢慢搭起来了，教育的架子也慢慢成行，只是在教育这个问题上，比行政和司法更加复杂，让朱敬伦也感到麻烦。(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