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不至于发生无益于达成一致的争论。”
程江赞许地一笑：“你抓问题抓得挺准。”
“哪有，还是您引导得好。”
“最最关键的，还是气候谈判模式发生了框架性的改变。以往，包括哥本哈根那次，都是采用的自上而下的摊派制谈判方法，比如：你中国必须得减排多少，美国得减排多少。这样一来，摊派的标准就很关键了，全球近200个国家，如何能够确定一个让大家都满意的标准呢？根本不可能。当初我们与发达国家关于是否应该按照人均排放量来确定排放指标的争论，就是一个典型。”
“嗯，没有谁愿意被摊派嘛......跟何况，摊派的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利益冲突，就如同黄院士分析的那样。”
“所以，现在的模式已经变成了自下而上的自主贡献模式，即每个国家自己报数，向联合国提交减排的方案，这样一来，大家的自主权和灵活度都大为提高。”
许莎不是第一次了解这个背景，但她每次听到这里，都会由衷地感慨：办法总比困难多，虽然全球一共有几十亿人，但人性似乎是相通的。
谁都愿意因为“我要做”而去做某件事，而不是被强制地指挥“你必须要做”。
只要顺应这个人性，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所以啊，小许，不要嫌我啰嗦，在进行准备工作的过程中，随时牢记这些新情况，可以让你事半功倍。”
说完，程江站起身，使劲伸了一个懒腰，然后左三圈右三圈地扭动着腰。
“我先撤了，你也别弄太晚。虽然年轻，身子也经不住长期加班的。”
他一边收拾，一边嘱咐道。
“嗯，谢谢领导。”
程江三下五除二把东西都归置好，往会议室的门口走去的时候，突然又停下脚步，冲着许莎半开玩笑地说道：“忙完这阵，该去找个男朋友了，我们处现在就你一个单身。你说你，长得挺标致，人又勤奋，如果一直单着，我怕领导说我不够关心下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