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处隐约传来的金属撞击声。
那不是他们的工厂，声音是从西边飘过来的。
可那些争论不休的同僚们，好像集体得了选择性失明，硬是看不见人家已经在磨刀了，而且磨得锃亮。
“再这么下去，咱们都得进奥斯维辛当肥皂。”
陈树生有次在酒桌上半开玩笑地说。
结果在座的人要么没听懂，要么觉得他在危言耸听。
最讽刺的是，就在他们为拖拉机产量斤斤计较的时候，隔壁的坦克装甲都已经开始量产了。
现在想想，那会儿最可怕的不是敌人的威胁，而是自己人这种近乎天真的盲目。
就像一群人在即将喷发的火山口野餐，还在为谁该分到更大的那块馅饼争得不可开交。
托派那帮人整天吵吵嚷嚷的，活像一群聒噪的乌鸦。这边刚有人拍桌子喊“无聊，我要看到血流成河”，那边就有人扯着嗓子煽动“发财吧，农民兄弟们！”。
后面那个暂且不论，但前面这个必须得掰扯清楚。陈树生其实跟托洛茨基私交不错，毕竟这位苏联红军之父\"
确实有两把刷子。
虽然他的某些主张跟当时大洋彼岸的局势有些出入，但本质上并不离谱——人家的大方向是想通过世界革命来打乱敌人的阵脚，这思路本身没毛病。
问题就在于，时机不对。
苏联自己都还没站稳脚跟呢，就想着去掀别人的桌子，这不是找死吗？
更何况，托洛茨基后来虽然处处跟慈父对着干，但说白了也就是政见不合。他拍桌子瞪眼睛，无非是担心权力失去制衡会出乱子。
这能算叛徒吗？
顶多算个唱反调的。
一个掌权者要是走偏了，那可是要带着整个国家栽跟头的，他这么较真儿其实也情有可原。
但慈父后来下狠手也是迫不得已。
政治这玩意儿就这样，今天你念旧情放他一马，明天就有人举着他的旗号造反。
这就跟处理前朝余孽一个道理——要么连根拔起，要么牢牢攥在手心里。
讲情分那是普通人的事，作为一个合格的统治者，任何可能威胁到政权稳定的因素，都必须扼杀在摇篮里。
说到底，这不是私人恩怨，而是生死存亡的问题。
托洛茨基错就错在，他既看得太远，又站得太高——远到忘了脚下的悬崖，高到成了别人的靶子。
并且有句话说的很对，这个时候陈树生还是很佩服那些先贤的无论国籍但人家所总结出的一些道理绝对是有着很深的底层逻辑和哲理的。
就比如法兰西高卢，人家可算得上是最早进行自我革命的地区了并且还相当的轰轰烈烈。
其中有一本书当中的内容说的很对——最危险的时刻，往往始于改革者试图用原本的旧制度实现新理想。
这句话并不复杂但结合现实尤其是结合历史当中所发生的事情，就会发现很多话其实都可以用这句话来进行解释和剖析。
尤其是一些王朝的交替更换。
最开始的那些王朝的起义者推翻了前代王朝的开创者，其内心最开始绝对都是怀揣着理想与抱负的，并且在内心当中发誓不会重蹈覆辙，并认定自己一定会比前人要做的更好。
但其结果最后是什么样子的呢？
往往越是担心什么越是害怕什么，就越是会被内心的担忧与恐惧所摧毁，由游侠和平民们所组建的王朝最后却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