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作假时假亦真，真假终究了不了
我们这一代六零后是生在新社会，长在新时代。我们打小接受的品德教育基本上都围绕着诚实二字，我也感觉好像当时社会普遍都对诚实充满崇尚和敬仰。
在我很小的时候，差不多有七八岁吧，我大哥应该是二十六、七的样子，已经到了订亲的年岁。那时候25岁以后都算大龄青年，即使自己不急，父母也会急。于是我大伯大妈整天的主要工作就是到处探寻谁家有好的姑娘。那时我大哥1.85米，个子高(不像现在让我大嫂修理成了1.7米不到的佝偻老头），人也帅气，高鼻大眼的，还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所以有资格心高气傲的挑肥拣瘦，前前后后起码相了十多次亲，最后总算确定了一个。那天领回家，大家都去围观评判，七嘴八舌的挺乱，末了，还是我爷爷一锤定音，说：我看这娃挺老实，行。
我们家是大家族，伯伯叔叔和姑姑们，整整十人。再加上我们这些小辈儿那天去的差不多有30多口，让50多平方的大堂屋都显得有点儿小。爷爷的话，就是最高指示，于是，大哥的亲事就算定下来了。从那时开始连续几个月，我就很少能看见大哥。即使偶然看见，也是看见他和她一前一后拉开一米的距离，躲躲闪闪的轧马路。
突然有一天，大哥大中午的气匆匆回来了。一进门就坐在门口的马扎上，大口喘气，直嚷嚷：不行，这不行！半小时后又突然站起来，跑着出去了。到太阳快落山的时候，他又回来了，背上背着一台缝纫机，气喘吁吁，大汗淋漓。我父亲追着问：咋回事儿咋回事儿嘛？大哥回过头说：狗日的骗我。
我大哥是我大伯的儿子，比我父亲也就小那么十多岁，所以，叔侄之间代沟不深，他的事儿也愿意跟我爸说。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我大哥把上午单位刚发的苹果偷偷送去她家，一进门，就看见她和一个男青年，正坐在炕沿儿上谈心，还拉着手。一打听那个男的是她的初恋，俩人好像一直没断。
这样，我大哥的这门亲事也就断了。
我大妈说：“断了就断了吧，好在把缝纫机弄了回来。”
据说，我大哥去她家背缝纫机的时候，她和她妈一人抱着我大哥一条腿不让走。我一直纳闷：那么重的东西，长达五公里的路，他是如何冲破重重阻碍给背回来的？说实话，我佩服我大哥的地方不多，但这是我最佩服的一次。
我知道那台缝纫机是当初的聘礼，在那个讲究“三转一响”的年代，花了我大伯三个月工资。我大伯是解放前参加工作的老革命，工资可不低。
所以说人不可貌相，那个姑娘也就是我那位未遂的大嫂的老实的面相，欺骗了我们全家，也欺骗了我爷爷的眼睛。
那时的老实，绝对是美德。不像现在，说谁老实，就像是骂他似的。有点像“ 小姐”这个词，本来挺优雅挺绅士的尊称,你现在要这么叫某一位女士,保准会跟你急。搞的我们现在见了女同志，都不知道该怎么招呼，只好靓女、大姐的乱叫，既不洋气，还显得没文化。
前些年，因为融资我曾经参加过多次对我参股公司的尽职调查。一张长桌，大家分坐两边，有点两军对垒的样子，虽然看起来都文质彬彬、客客气气的，可提的问题常常是一针见血、深入骨髓，不留情面地直接粗暴。一边攻，一边防；一边问，一边答。都是体面人，倒搞得像警察和小偷似的。
唉，都是资本惹的祸啊！
作为六零后，我们都应该有这样的感觉或体会，就是：我们最美好的青春韶华，都是在国家最飞速发展的近二、三十年中度过的。汽车跑得越快，带起的扬尘往往越大。所以，例如像诚实信用这样的社会基本的伦理基础，都成了奢侈品。
这二、三十年，我们经历了假酒喝死人、假药吃死人；也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