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正在读的这本书颇能安神。不过。昨晚辗转难眠，他秉烛夜读，已经燃尽最后一根蜡烛；医院灯油奇缺，决不能只为消遣而点灯熬油。无奈，杜吉鹏只得起身穿好衣裳，坐进一把梯式靠背椅里，将满屋病床和伤病员抛在身后。他再次挥臂赶开苍蝇，凝视晨雾中的第一抹黎明，等待窗外的世界现出分明的轮廓。
窗子像门一样高。想像中，他多次从那里迈步而出，走进另外一个世界。住院最初几周，他的头几乎不能移动，只有一味望向窗外，凭记忆勾画家乡熟悉的绿色田野，那些童年的地方。生长着兰花的潮湿的小河岸；每到秋天，黑棕相间的毛虫最为青睐的草地的一角；山核桃树的一根粗枝斜伸到小路上，他经常攀到上面，看父亲赶着牛群从晚霞中走来，经过他的脚下，走向牛棚；他会闭上眼睛，聆听牛蹄踩踏尘土发出的噗噗声，渐行渐弱，直至消失在蝈蝈儿和青蛙的叫声里。显然，那扇窗只会把他的思绪带回从前，这正中杜吉鹏的下怀。因为他已经见过时代可怕的铁面，未来，在他的想像中，只能是一个所有他认为重要的东西都遭弃绝或主动远离的世界。
人窗独对，已经度过了整个盛夏。空气异常闷热。杜吉鹏想，凝望已久，这灰蒙蒙的长窗怕也终于说完了要说的一切。但这天早晨，他再次意外，一片早已遗忘的记忆从窗外翩然而来。坐在教室里，杜吉鹏身旁是一扇相似的长窗，越过窗外的草场，稍远处低矮的绿色山脊层叠延绵，越升越高，直接巍然隆起的马限山主脉。那是一9月。船政学堂土操场对面的草已经齐腰高，草穗泛黄，应该收割了。老师是位矮胖的，秃头粉脸的法国人。他只有一套破旧的西装和一双过大的旧长筒靴，鞋尖向上翘起，鞋跟一侧磨得刀片般薄，看着像一枚楔子。他站在课室前面，身体摇来摆去，整个一上午滔滔不绝地谈着历史，给年龄较大的学生们讲那些发生在欧洲各地的伟大战争。
充耳不闻一阵之后，年轻的杜吉鹏从桌子底下拿出帽子，捏住帽檐。手腕一抖，帽子旋出窗外，被一股上升的气流托起，飞出老远。越过操场，落在草地边缘，黑乎乎的，与那只停在地上的乌鸦的影子一样。老师看见了杜吉鹏的小动作，叫他把帽子取回来。然后等着挨打。这人有一根大戒尺，能派上用场他才高兴呢。杜吉鹏真不知道这一刻是被什么迷了心，他走出门去，潇洒地将帽子朝头上斜斜一扣，迈步向前，再也没回来。
破晓在即，窗子亮了起来，记忆渐渐隐去。杜吉鹏邻床的男人坐起身，照例拄着双拐挪到窗前，不住口地向窗外猛咳浓痰。直到把肺里的积蓄清空。他用梳子理了理头发，栗色的直发垂到颚下，绕着脖子剪成溜齐的一圈。他把面前的长发捋到耳后，纵然在晨曦的昏黄中，仍不忘戴上茶色眼镜。他的眼睛太弱，些微的光线也受不了。然后，他还穿着睡衣便在桌旁坐下，对着成堆的纸张，开始工作。这人沉默寡言，说话很少有超过一两个字的时候。
杜吉鹏对他的了解极为有限。不外乎知道他的名字是英格斯，战争以前，曾在伦敦学习西班牙语。现在，除了睡觉。他所有的时间都用来翻译一本厚厚的小书，把古老而不知所云的东西译成谁都看得懂的直白文字。他伏案而坐，脸离书本仅几英寸，身体在椅子里不住扭动，想给腿找一个舒坦的姿势。他的右脚在亚历山大港战役被一颗埃及人的葡萄弹轰掉了，剩下的断肢似乎成心不想痊愈。一寸一寸地从踝部向上烂，多次截肢，现已截到膝盖以上。他什么时候闻起来都像是一块陈年火腿。
有一会儿，耳中只听英格斯的笔发出刷刷声，以及纸张翻动的声音。接着其他人也纷纷醒来，在一片咳嗽中还夹杂着几声**。最终，打光壁板的接缝历历在目，连天花板上的苍蝇也看得一清二楚。杜吉鹏翘起椅子的前腿仰身数着。他算定共有87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