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不断侵扰，北部驻兵增加，粮饷缺乏，便实行“开中法”，用发给食盐专卖执照“盐引”的办法，鼓励商人把粮食和食盐贩运到晋北边防粮仓。山西商人利用自己靠近边防的有利条件，捷足先登，以当时盐业集散地扬州为中心，不但向晋北边防输盐，而且向全国市场进军，与安徽的“徽帮”展开竞争。“晋商”借助自己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雄厚的实力，到眀代末期即成为雄踞海内的、中土当时最大的商业集团。
同时，晋商利用眀末实行汇票的机会，率先建立起“票号”，将商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相结合，在乾代达到鼎盛。它不但在山西平遥、祁县、太谷有总号30家，而且在各地有分号，既接受公私存款，又经营官商汇兑。不但基本上控制了全国的金融，而且把分号设到了日本的东京、大阪、神户，俄国的莫斯科以及东南亚，每年获利达500万两。在乾显凤、彤郅年间，则是“山西票号”发展的高峰，曾一度执全国之牛耳。光旭三年，全年汇兑达到两千万元以上。而卓越的商业信用正是晋商尤其是“山西票号”得以持久、旺盛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晋商的成功不仅在于资本雄厚、管理严密、法规完善，更在于他们在实际运营中同生产者、消费者、储户以及商业同仁之间建立了值得信赖的诚信关系。因其诚信享誉全国以至世界，才能真正做到“生意兴隆通四海”。
当时乾国北方的农民、牧民，生活很贫困，甚至无力用现钱、现物购买或兑换商品，只能凭信用。晋商采取的就是“春赊秋收”的交易方法。在春天青黄不接时赊给他们商品，解其燃眉之急，秋天再来收账。晋人的商号还常为蒙民捎购物品，甚至垫借钱财，一旦答应，就一定要办到。所以，深得蒙民信任。蒙民购物，只认商标，不问价格，对山西商号的商品，从不怀疑其质量。这种信用买卖关系。多少年如一日而不变。及至发展到“票号”，更是不论款额大小，路途远近，均必按期兑付。绝不延误。储户如需用款，随时可以提取。
对于“山西票号”的信誉，时人评价说：“山右钜商，所立票号，法至精密。人尤敦朴，信用显著。”英国领事在发给国内的报告中也说：“山西票号信用很高，有力量买卖中土任何地方的汇票。”上海汇丰银行说：“二十五年来与山西商人作了几亿两的巨额交易，没有遇到一个骗人的乾国人”。
信用机制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也是政治稳定，经济、文化和社会风尚健康发展的基础和动力。诚信是市场经济的黄金规则，也是政治活动、司法行政的“黄金规则”。诚信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种很重要的文化资源、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不能设想一个统治集团内部和统治者与人民之间失去诚信，互不信任，互相猜忌、倾轧的状态下。能够维持其集团的存在和社会的稳定。不能设想一个诚信缺乏的环境能引来投资和促进经济的蓬勃发展，尤其是长远的发展。当年晋商的崛起，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诚信走遍天下。
晋商的文化精神，作为晋商文化的深层结构与思想基础，是晋商文化的灵魂与精髓，也是晋商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柱与动力源泉。
晋商“崇商重利”的人生选择，是受历史环境的影响。在基于传统农耕文化而确立的价值体系中，商业及商人并不受人推崇。士农工商四民序列的前后位置，反映出社会大众共同的重士轻商的人生观与价值追求。而瑭以后，科举制度更是为士人厘定了一条由学而仕的终南捷径。相对于这条经千年积淀并被大多数读书人视为圭臬的光明大道。晋人弃儒离农从商的人生选择确实为另类。他们认为：“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故利以义制，名经清修，各守其业，天之鉴也。”由于这种观念上的独特与前瞻，晋人在行动上就显得坦荡而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