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谁呢？如果群众监督能对付官员，又何必要造反呢？又怎么会搞到非得革命的地步呢？王朝更替本身就否定了群众监督的可行性，封建统治阶级从来都是欲求不满索取无度的，必然把劳动人民推向绝境，从而使被统治阶级不得不以暴力革命来换一批新的统治者。”
华皇觉得和凯瑟琳越说越投机，也感到轻松了不少，一个人想问题，总是不如集思广益，关于怎么建设干部队伍，怎么反腐败的这个问题，其实他已经和卡特丽娜卡芙公主谈过很多次了，“朱元璋当时面临的困难问题很多。推行新政对既得利益者的冲击，引来还乡团在基层的的抵制和拆台，导致政局不稳，连带吸引和激发的高层叛乱倾向，比如胡维庸叛乱。俸禄设计不足以支付前朝继承的官员面子问题所造成的浪费，也不足以支付师爷等技术垄断群体的工资。朱元璋并没有杀光师爷这个群体，然后开办学校传授师爷技艺，反而师爷越来越垄断化，有了师爷出绍兴这种超级垄断。实际针对贪腐和叛乱的破案效率一直都很低，更多的是乱咬，缺乏现代化的核对口供手段，和自首奖励机制。工资低，吸引不来人才，导致恶性循环。官不只是权是盖章，也需要能力，工资低了谁愿意替你打工。打仗军规还讲个有奖有罚呢。至于西方富人政治，只要他财产传给后代，那就和皇族没啥区别。民主只是个制度，制度完美了，上管下，下管上，都一样，毕竟有个群众举报的办法，更何况制度完美何其难以做到。现有民主也有法不责众和民众素质不高导致无法有效发挥民主等诸多问题，并不完美。人类贪婪劣根性，任何制度短时间都是改造解决不了的，只能长期坚定的****元璋的政策再完美合理点，一代代杀下去，又不被恶势力翻盘，或许就能改造出不贪的人性了，但是他刚死就被朱棣把他的那套政策全废了。朱元璋自己本身也有问题。朱元璋四十岁当天子，五十岁有段时间自我感觉非常良好，迷恋美女不勤政，导致问题被隐瞒耽误而激化，后期老了不退休却到处杀人，手段粗暴，大量杀人基本是六十岁以后才开始的。朱元璋时的锦衣卫对于三法司的监督还是到位的，锦衣卫自身也还没有腐朽，所以这里没有太大问题。对于中国百姓而言，看到贪官污吏被明正典刑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北宋丞相包拯千百年来之所以如此被中国百姓膜拜，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他的狗头铡，虎头铡和龙头铡执法如山，大快人心。时至今日，华粹晚报中报道贪官落马的新闻依然很让百姓振奋。”
“对，所以华国的公务员工资，一直都比社会平均工资稍微高一些，就是让大家既有面子，当官是有面子的事情，又让大家有实惠。陛下，贪官的资产主要以什么形式存在？”凯瑟琳问道。
“无处不在。任何资产形式，只要是通过权力交易得来的，都是贪污。”华皇答道：“华国应该把反腐的主战场从“诛贪”转移到对贪官资产的再分配上来，最直接的办法是对资产征税，然后再用税收来完善民生工程，这样既可大大减少贪官的寻租收入，又可以巩固中央的执政基础，最大限度的降低贪腐行为对社会的危害。贪官定罪的过程往往很漫长，但资产税却是随时可以征收的，连对贪官定罪的前提都不需要，而且从经济上来讲，这样做对贪腐既得利益集团的整体杀伤力也最大。“十官九贪”的吏员队伍，光靠监督根本就无法有效反腐，这就像用狙击手部队担负重大战役主要作战任务一样，目标打击精准，但整体杀伤效果微乎其微。必须用经济的办法对贪腐官员集团实施大面积剪羊毛的打击，大大减少贪腐官员的寻租收入和降低其负面外部效应。虽然资产税一开征，百姓也会波及，但鉴于华国的绝大部分财富正迅速集中于少数利益集团手中，百姓在资产税中失去的将从更公平的财富再分配中得到更大补偿。”
“陛下这个想法真好啊，只是这样一来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