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受人之惠，忠人之事，将精力放在兼差的河渠使上也就顺理成章了。
韦济从不认为自己是秦晋的亲信，在他看来两个人是可平视而论的。既然自己领了秦晋的好处，接下京兆尹的差事，就必须达成秦晋所愿，全力为疏浚郑白渠奔走。
而疏浚郑白渠，头一个绕不过的就是政事堂。只是，他入主京兆府使得杨国忠计划落空，又必然会横加阻挡，这就需要想一个万全的法子，使杨国忠的阻力降到最低。
这也是连日来一直使他郁闷不堪的问题所在，思来想去也只能从一方面入手。首先，杨国忠是个可以收买的人，他本身而言并没有无法反复的底线，只要得利的诱惑足够，此人必然会乖乖入彀。
可是，要想从疏浚郑白渠这件公事里，给杨国忠寻一个无法拒绝的好处，又实在让韦济伤透了脑筋。
就在左右为难之际，潼关传来的消息，便如午后的闷雷暴雨，让弥漫长安的沉闷燥热之气陡而变的阴寒冷沥。
而韦济就在这种陡然转冷的气氛中寻到了一丝机会，如果能够抓住这个机会，疏浚郑白渠的公事将迎刃而解。
归根结底，疏浚郑白渠这种事并非涉及军权，而且多半是吃力不讨好的差事，如果京兆尹兼河渠使的人稍微中立一点，像杨国忠这种人都不会去阻拦的。毕竟人家愿意去碰钉子，旁人又何必拦着呢？
但这事落在韦济身上，又不同了，他这个京兆尹与秦晋的瓜葛，一般人不知内情，但杨国忠绝对是心知肚明的。因而，一定会阻止秦晋想做的一切事情。
然则，事有例外，韦济正是从这个机会里发现了例外所在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