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锋一转，几乎没有做任何的过渡和铺陈，便说道：
我拜读辅政王的祭“江阴阎忠烈神将军”的雄文之后，“心绪激荡”，“扼腕击案”，“无以自已”，“乃嘱小犬端楷大字恭录之，悬于内室南壁”。
“清夜梦萦，不能安枕，揽衣而起，举烛照壁，低吟慢咏，每至‘既不论周、殷，又何分旗、汉？今时今日，其惟知华夏矣！’——即欲击案！即欲浮一大白！”
“扼腕抵掌，绕室徘徊，长以太息，不知东方之既白。”
关卓凡太意外了！
他祭阎应元的那篇文章，早已传遍全国，其中满、汉之关节，真正才智之士，皆有所动、有所感，不过，这个事情太敏感了，再怎么“动”、再怎么“感”，也只能“默喻”，或者，只能在最亲密、最信任的朋友之间，私下底讨论，今日之前，还没有一个有分量的人士，就此做或公开、或直接的呼应。
另一方面，关卓凡对于相关进程的推动，也是十分谨慎的——一步都错不得的！因此，他并不亟亟于“有分量的人士”的桴鼓相应，若说话的人，身份不合适，说话的时机不合适，帮倒忙的可能性还更大一些。
关卓凡曾经反复盘算过，第一个站出来“做或公开、或直接的呼应”的“有分量的人士”，会是谁呢？
或者说，该是谁呢？——我应该挑谁来做这个“第一个”呢？
他想过很多人，满人不计，汉人中，左宗棠、李鸿章都在候选之列，但是，这个长长的名单中，从未有过曾国藩的名字。
原因呢？
很简单，第一，曾涤生是天底下第一个忧谗畏讥之人；第二，敉平洪杨之后，其心气已衰，不再有什么进取之心，满脑子想的，就是一个“持盈保泰”——这是通天下都晓得的事情，算不得什么秘密。
这样一个人，怎么会在本朝第一敏感之事上，做出头鸟呢？
还有，你看看这些文字，“心绪激荡”、“扼腕击案”、“无以自已”、“即欲击案”、“即欲浮一大白”、“扼腕抵掌”——
这像是一个最讲究“持志养气”的道学大家说的话吗？
还有——短短一段话，居然出现了两次“扼腕”、两次“击案”？
嘿！
另外，做文章最讲究起承转合，而如前所述，曾国藩的这封信，前后文之间，几乎没有任何过渡铺陈，这——
这固然是因为曾国藩目力尚弱，没有多余的精力写废话，但是，是否也可以理解为因为“心绪激荡”、“无以自已”而“直抒胸臆”、“不藏不私”？
“阿谀取容”、“闻风希旨”什么的，同曾涤生是扯不上关系的；而曾某人经已拜相封侯，且“相”是首辅，“侯”是世袭罔替，人臣的极峰功名，都已有了，再加上表里如一的清廉，若说他在功名富贵上头还有所求，天底下大约也没有一个人会相信。
那么，这封信，这番话，所为何来？
往下看。
曾国藩说，“拜读”了辅政王的祭文后，回过头，再去“恭读”对法宣战诏书，更有所悟，真正能明白了，何以“我华夏为寰宇至坚忍果敢之族群”？何以“此役为我华夏淬火之役”？何以“我四万万华夏赤子，挥汗可成雨，众志可成城”？
这三句话里头，都有一个“华夏”。
很明显，曾国藩“所悟”之重点——譬如，“我华夏为寰宇至坚忍果敢之族群”，重点不在“坚忍果敢”，而在于“华夏”。
另外两句，情形仿佛。
曾国藩的话里，有一个小小的BUG，“我四万万华夏赤子”，是关卓凡祭阎应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