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属于基础科研、属于全人类公益性质的科研，政府法律是有严格规定的。
否则的话，美国政府和各州政府铁定会面临一个窘境：一毛钱企业所得税都收不上来。因为所有的科技公司都会把他们本身的商业性研发成本，做假账做成“基础科研捐款”。
费莉萝拿出预案，正想回答桑德兰的提问，却被顾莫杰抬手示意她等等。
随后，顾莫杰转向桑德兰，说道：“我方直接说出所有的预案，有些不合适吧，毕竟我们不专业，有些预案很异想天开。最好还是桑德兰先生先为我们举几个例子，让我们知道美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尺度松紧、极限边界。那样的话，有些明显不靠谱的预案，我们自己就可以过滤掉，不必拿出来丢人现眼了。那也节省了大家的时间。”
桑德兰神色一紧，知道是遇上了一个厉害的对手。
因为如果刚才顾莫杰直接竹筒倒豆子一样把他原先做的预案都说出来的话，桑德兰完全可以做选择题，在这几个预案里头挑选一个最有可能过审的，然后再去运作。
但是那样的话，顾莫杰的得利或许不是最大化的，因为他的几条预案有可能都没有顶住美国政府忍耐的极限。
打个比方，如果顾莫杰先开口，这个问题就相当于：“我知道美国法律有盗窃罪，我现在有几个预案，分别可以偷3000美元、6000美元、10000美元，请你告诉我，偷多少钱，才不会被判刑？”
这种情况下，假设美国法律的起刑点是5000美元涉案金额，那么桑德兰只要告诉顾莫杰：“如果你选只偷3000美元那个方案，就不会被判刑。”
这样回答，桑德兰和律师团其他成员，都会省事得多。
可是顾莫杰显然不满足与此，因为他的利益并没有最大化。
所以顾莫杰要桑德兰先开口，把5000美元这根红线标出来，然后他好修改自己的作案计划，顶着这条红线偷4999美元。
美国法律规定的、区别罪与非罪的边界红线在哪里，顾莫杰就要把钻空子的尺度用到极限，顶着这条红线打擦边球。法律允许顾莫杰做多坏的一个人，他就要在法律的容忍尺度内，尽可能坏得不择手段。
幸好，桑德兰也算是有备而来，他斟酌了一下，说了一番四平八稳的话：
“顾先生，我希望您了解，网络技术几乎没有哪一项是公益的，我此前也没遇到过，举不出太恰当的例子。所以，请您允许我用用一个医疗卫生，或者教育领域的例子来为你说明情况，毕竟那些领域的公益属性业务比较多”
顾莫杰点头首肯：“可以，您说就是了。反正法律是触类旁通的。”
“那我就举个医疗卫生领域的例子。”桑德兰赶紧说道，
“如果有一家生物制药公司，要想研发一种新药，然后想把这种新药的开发成本做成‘非商业性基础科研’的经费，那么这就是行不通的。联邦政府会查出来，取消它的杠杆免税，还罚它的款。因为尽管药品本身是救死扶伤的，但是药品背后也是有专利的，医药公司可以靠这门专利技术来谋取商业利益，所以不符合公益性科研的政策导向。
但是，如果医药公司承诺研发出新药之后，向全社会公开这种新药的生产技术细节，不谋求为本公司申请专利、牟取垄断利益，那么联邦政府也会追认特许——这种时候，那些制药业巨头就会打打擦边球，把一些新药研制过程中的副产品，或者夹带私货的研究，掺杂到这里头去，把公益科研部分的经费略微做得虚高一些——当然还需要花成本找高明的会计师事务所帮你做假账——那么，还是有可能成功的。
再退一步，如果这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