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他们三个的话，别说是取得那样的战功，我们能不能活着回来都还两说。
我觉得刚才先生讲的故事，或者说举的例子，问题在于那些当政者没有抓住关键，没有取得主动，老是被眼前的事情一个个牵着走，这样就很被动了。先生您说对不对？”
永嘉先生笑着点了点头，说道：“有道理。春秋时，卫国发生了动乱，孔子在谈到解决之道时，曾提出要辩正君、臣、父、子的名分，却受到了子路的讥笑。
鲁国发生灾荒，孔子的学生有若到鲁国后，曾提出要实行周代的十分抽一的税率，却遭到了鲁哀公的反对。
卫国政局的混乱，好象不是靠辩正君、臣、父、子的名分所能治理的；鲁国的灾荒，好象也不是靠减轻税率所能解决的。
然而要使国家没有灾荒和动乱，再也没有其他办法比得上这两种措施了，这是为什么呢？
这两种措施取得的社会效益是长久的，百姓得到的实惠多而且不易觉察出来；这两种措施的影响力是深远的，国家政治修明而且日益兴旺发达。
梁惠王向孟子请教利国之道，孟子却用行仁义之道回答他。
《曹刿论战》中，曹刿问鲁庄公凭什么与齐国作战，庄公却用认真审判处理案件回答他。
行仁义之道不是直接用来利国的，审理案件也不是直接用来为作战服务的，两者之间似乎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
然而古人既然这么说、这么做，一定有他深刻的道理在。
我们细想一想，按照天下的常理，没有仁孝之人遗弃他的亲人，也没有忠义之士置君国大事于不顾。
统治者若以功利为目标，人民就会象一盘散沙一样去追逐个人的功利，而统治者最终也不能获得自己想要得到的利益。
孟子回答梁惠王的话，应该是觉察到了这一点。
牢狱是犯人送死的地方，战场是将士献身的场所。
人在监牢里，微薄的施舍，看得比金石还要贵重；一点点恩惠，看得比丘山还要崇高。
假使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大大小小的案件都能按实际情况进行审理，以慈悲怜悯之心而不是从个人的喜怒好恶出发。
那么先前处于绝境而曾得到统治者恩赐的人们，今天怎么不能身临险境以报答统治者的恩赐呢？
人民既然乐意为君国献身，那么攻坚陷阵只不过是小事罢了。
鲁庄公回答曹刿的话，我想应该正是看清了这一点。
卫国政局混乱，孔子却主张辩正卫国君、臣、父、子的名分；秦楚两国交战，孟子却大谈行仁义之道。
这是因为不辩正君、臣、父、子的名分，卫国政局的混乱还得持续下去；不谈行仁义之道，秦楚两国就不能停战求和。
这正是其中的根本之所在！
纵观两汉，统治者所担心的，共有六次变乱，而真正造成祸乱致使国家灭亡的，却发生在统治者未曾预料的方面，因而最终未能防备。
由此说来，治国理政之势，就如同长江大河一样，日夜推移而不知穷尽。
所以圣人治理天下，不自负，始终保持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策略。
这就是以仁义做为治国理政之本，用纪纲和法度来维持它，用深厚的恩泽来培养它。
当天下安定之时，就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法令不是唯一的，民心更重要，如此而已。
至于所谓的乱世用重典，那不过是片面之说。秦末刑罚不可谓不重，但当人心变了的时候，刑罚还有用吗？
《易经?坤卦》有云，履霜，坚冰至。事情的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