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耻对于革命者来说是很正常的，为了能成功，他们什么事情都能做。”和美国人不一样，杨锐显得很平静，只是不知道是在说孙汶，还是在说曾经的自己。“刺杀者的目的就是要中国输掉这场战争，他们认为一旦中国胜利，那革命将会更加艰难。并且，因为不断的宣传，中日之间的战事，被他们歪曲为英美的代理人战争，中国是作为美国的打手而故意挑起战争的。”杨锐说着情报局得来的消息，想笑又想不出来。
“哦！上帝。”芮恩施再次叹息，“如果我记得没错，孙逸仙是一心想追求民主共和的。”
“是的！用暴力追求民主，这是很多人的惯例。”杨锐也叹息，民主之后杀全家不是现在就有，一百多年依然如此。“孙汶只是一个不入流的外科医生，中国存在问题在他看来，只要换一副器官就解决了，美国是最先进、最富强的国家，所以他认为用锋利的手术刀，做一个开膛手术，把美国那套体制更换过来就行了……”
“总理先生，如果不使用暴力，学习美国的政治体制对中国应该是有所帮助吧？”见杨锐说道国家政治体制，本着专业的爱好，芮恩施忽然转换了一个话题。
“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抄。”杨锐也不知道话题怎么转到了这里，这个问题其实不好回答。“就像人和人的气质、性格、学识、理想不同一样，民族和民族的气质以及传统也是不同的。如果一个民族的行为和传统不会危害到其他民族，那么最好的做法我想应该是让其按照其原有的方式去生活，要变革是也是自然变革而不是强加。”
“总理先生，如果他们的那些传统本身就是愚昧或者非人性的呢？”芮恩施追问道。几次接触，他都没有机会获知杨锐内心的一些想法，现在有这个机会，他竭力要抓住。
“公使先生，十年之前被证明正确的理论，十年之后往往很有可能会认为是错误的。十年时间就有这样的逆转，那么在百年，甚至是千年里则会有更大的颠覆。一个人生命只有一百年，但一个民族的生命却有几千年甚至上万年。用只是现在被认为正确的东西去改变一个民族固有的、传承几千年的传统，并不是一件明智的行为。
就以人性来说，在中世纪人性是不被提倡的，神的意志代表一切，直到文艺复兴时期，人性才在神权的压迫下被解救出来，构筑整个西方文明基础的功利主义哲学开始出现——每个人都将追求自己所认为的最大幸福。是的，确实是这样的，但公使先生，现在欧洲每一个交战国的公民都在为战争而欢呼，他们迫不及待的走进兵营，迫不及待的赶赴战场，以参战为自己的最大幸福，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在同一个国家里，因为法律的制约，人们不能以杀戮和征服他人为乐，但在对待别的国家人民时，人性的丑陋就会毫无保留的展现出来。这种事情，在欧战大战发生之前，就已经在亚非拉美各殖民地中不断上演，他们为了给这种丑陋行为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于是发明了达尔文主义，宣扬人类处于残酷的竞争中，并且完全遵循自然界优胜劣汰的法则，所以杀戮者不再被指责是不善良或者不文明，杀戮的原因反而是因为被杀者太过弱小。现在殖民地抢夺完毕，同样的事情则开始在欧洲上演。公使先生，一味的强调人性真的是正确的吗？”
杨锐看着凝神倾听的芮恩施忽然反问，但不待他回答，又道：“即便按照功利主义哲学，每个人都有追求自己所认为最大幸福的权利，可如果有人就是以追求、或者停留在愚昧状态为最大幸福，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去强制纠正他？”
“总理先生，您的发言很有启发性，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该如何……”芮恩施不是哲学家，他只是政治学者，他所追求的是适当调整社会机制，使每个人都获得的更多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