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需要赚洋人的钱，他们不想跟洋人有任何瓜葛，他们不允许任何一个洋人到他们县来。
朱敬伦又派人跟他们谈判，最后达成协议，只要洋人不来，开不开埠他们根本不在乎，那么好，朱敬伦表示，他就只派中国人来，一个洋人都不会让他们靠岸。
事情这么解决之后，县令们还不甘心，从中他们还发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找乡绅们锄头真的很有用，就是蛮横的朱敬伦也会顾忌。渐渐的他们开始串联，已经不止是开埠各县，广州府几乎所有的县都有联系，带头的正是广东首县南海县的县令周士俊。
除了开埠六县之外，朱敬伦也没有闲着，早就派人在其他县张贴告示，告诉各县百姓，广府绝对不允许任何洋人到他们的地方往来。
这是一场朱敬伦跟广东顽固的官场之间的斗争，朱敬伦并不打算强硬的镇压老百姓的盲目排外行为，一切以软化争取为主，他相信只要不突破地方乡绅们的底线，他们会始终保持中立，就好像当年清廷不减辨子，他们就不会起来抗争一样。
县令们发现没能鼓动百姓，看到一个个海关人员登上了各县的码头，在附近租了房子，挂上了海关的牌子，公布海关制度，派员向各个船只收税，朱敬伦的一切目的都达到了。
文官们发现，朱敬伦无法阻止朱敬伦无理的命令，顿时有些气急败坏，士大夫的脾气来了，他们甩了袖子。
南海县令周士俊脱下了自己的官服，然后让衙役鸣锣开道，徒步从县衙走向城门，手里拎着一个包袱，在热闹的人群围观之下，走到了归德门，让衙役架梯子爬上城门洞，垂下来一条红布，他打开包袱，将一个物件挂了上去。
接着又拿出一块血书白布，贴在百姓进出的城门旁，历数了朱敬伦的罪证，好一篇檄文，将朱敬伦描绘成了万恶不赦的乱臣贼子。
然后他穿着青衣布履，昂这套高的头颅，走出了城门，在门外上了一辆老仆准备好的牛车，出归德门走进了小市街上的人群之中，慢慢消失不见了。
“挂印了？”
所有县令的一举一动都在朱敬伦的监控之中，周士俊的举动，第一时间就被汇报给了朱敬伦，朱敬伦不由感觉有些好笑，周士俊在城门洞中悬了他的大印，悬挂大印就意味着弃官，意味着对上级的不满，意味着反抗。
刘备挂过印，痛打了上级派来的督邮一顿之后，挂印弃官，现在周士俊也挂印弃官，但总感觉有些不伦不类。
“还是文人的臭毛病犯了啊！”
既不敢站出来反抗，又要表现自己的凛然正义，除了在闹市挂印之外，没什么好办法，还是那套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说起来好听，不就是盛世出来锦上添花，乱世赶紧明哲保身吗，典型的文人士大夫苟且观念，根本就没有在大夏将倾时候出来力挽狂澜的勇气和魄力。
历史上无数文人，在乱世来临的时候，躲入深山，自夸隐士，国家安定之后，然后又被当政者请出来粉饰太平，所谓乡野遗贤大多是如此。
在朱敬伦看来，周士俊这些文官的挂印，更像是被惯坏了的少爷羔子，发脾气赌气什么都不管了的一种表象，如果他们真的要为他们的皇帝尽忠，那就该不顾一切想进任何办法，跟朱敬伦斗下去，陆秀夫、文天祥那种人，才堪当大丈夫。
但是朱敬伦相信，他们的这些举动，后世一定会进入史书，歌颂他们的高风亮节，可事实上他们的做法完全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作为士大夫阶层，古代几千年的社会精英，完全没有担当的行为，却会被一代又一代的史书夸赞，因为史书就是他们编写的。
他们不肯合作，选择挂印，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他们的史书会夸赞